［中图分类号］K252;D0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3-0007-08 晚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1月—1905年4月），江苏江北地区被划为一个新省——江淮省。江淮省旋立旋废，生动地反映了清末政治的混乱。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学术界似末进行专门研究，倒是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其小说《瀛台落日》中作了一番描述。当然，文艺不能等同于学术研究。故本人不揣愚陋，对这一问题作一简单分析，以就教于海内外有关学者。 一 江淮分省，其根源在于漕督的裁撤。清承明制，定都北京后，其皇室、官吏、驻军及居民的粮食供应，每年需由南方诸省通过京杭大运河输运，共约400万石，是为天庾正供的漕运。为此，清廷于顺治二年即设置了漕运总督这一“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的“巍巍然大官”，（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汰冗员议》。）下领一整套冗员充斥的庞大的管理机构，以管理漕运。 然而，由于吏治腐败和自然条件的恶化，漕运在晚清日趋衰微，（注：参见谢世诚：《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朝吏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道光六年即部分试行了海运，从道光二十八年后，海运恢复，且比重越来越大，直至光绪二十八年，河运、海运全停，一律改征摺色。相应地，裁革漕督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光绪二十八年，连当时调任漕运总督的陈夔龙也提出：漕督名实不符，而所管河湖各工及地方盗案，均属重要，请示应否予以裁革。但经政务处议复，暂缓裁撤。于是漕督又保留了两年，直至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才正式裁撤。（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5282-5283页。） 漕督缺裁，清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却想将其改头换面予以保留。在江北设立巡抚，就是借尸还魂的一大举措。早在光绪二十八年此意即曾稍露端倪。当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致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鹿传霖电曾称：“闻漕督裁后有人议设江北巡抚。”（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牍》，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69号，第13272-13274页。）只因漕督未裁，此议未成，但光绪三十年末此事终于正式出台。其直接肇因：一是御史周树谟再次奏请裁漕督，二是张謇提议，在徐州一带设立新行省。周摺称：“各省卫官已撤，屯户并改丁粮，归州县经徵，南漕半改摺色，半由海运，各省粮道亦次第裁减，漕督无官可辖，而体制极崇，殊非综合名实之道各等语。”（注：朱寿朋：《光续朝东华录》，总第5282-5283页。） 周摺所言，实事求是，内容也很实在，系单指裁漕督而言。但张謇所议，实属别出心裁。张謇此议系由江苏巡抚端方代奏。如张謇日记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记载：“以函抵陶斋，请必上徐州建省议。”（注：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其大意为，徐州地势显要，为南北要冲，英、德两国势力北上南下冲突的交汇点。只有在此一带设立行省，才能进行有效的抗衡。同时，徐州及周边之安徽、山东、河南地区民情强悍，伏莽甚多，设行省也有利于进行控制。他更认为在徐州建行省，有二便：一是裁漕督后改为徐州巡抚，“未尽事宜以巡抚兼之，原有之厘金、协饷、苇荡所入以养标兵者，一转移间亦可资挹注。升徐州道为布政司，援镇迪道加按察司衔例，以淮海道兼臬事，增官不必添员”；二是可在徐州及周边一带编练民兵万人，开荒植林养马。因此二便更以训农、勤工、通商、兴学四者为地方要政，而以兴学贯之，“庶几标本兼图，缓急不匮”。其方案是：“以舆图分率准望略计之”，析江苏之徐州，海州，淮安之安东、桃源，安徽之泗州，凤阳之宿州、灵璧，颖州之蒙城、涡阳、亳州，山东之沂州，河南之归德，山东兖州之滕县、峄县，济宁之鱼台、金乡，曹州之城武、单县，共四十四州县划为新省。（注：张謇：《徐州应建行省议》，光绪三十年甲辰，《张季子九录》（一），《民国丛书》第三编第94，中华书局1931年版，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 张謇此议，以在徐州独立建省作为防御英德侵略之屏障，其意虽好，但难以实行。在腐朽已极、行将就木的清政府统治下，英德之侵略冲突，并不会因为有徐州一省而能得遏制。正如全身衰竭的躯体，无论如何也长不出强有力的四肢一样，即使徐州新省建成，又能整合出多少新活力？何况在当时体制下，其能独立行使的职权也很有限，以一省之力来抗御争霸的两个世界头号强国，实属空想。想以此来加强对民众的镇压，也未必能奏效。编练民兵，也不一定需要新设一省。当然，张謇当时正在徐州一带开矿设厂，其议也明显带有便利工矿发展之意。同样，在吏治已彻底腐败的背景下，新设一省与其愿望只会是背道而驰。 如果从历史上看，安徽、江苏地区从明朝初年即被划为南直隶。清顺治二年改置为江南省，康熙元年，分建安徽省，康熙六年江苏省正式定名。（注：《清史稿》卷五十八《地理志》八；卷五十九《地理志》九。）两省皆跨江而治，虽有其不合理之处，（注：参见葛剑雄：《我国部分省界形成的历史——政治因素举例》，《地理知识》1986年第3期；《历史的启示：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但至清末经过近六百年的磨合，体制已相当完备，江南江北已融为一体，民众心理亦早已认同并习惯，突然分为两省，人为割断其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在联系，必然不会被民众理解。另一方面，此举要割周边邻省的众多土地，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在当时各自为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实在难以行得通。所以，清统治集团对这些议论也并不认同。但张謇所谓设行省可以补裁漕督后之种种不便的议论，却正中其下怀。所以，政务处之奏即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