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3-0026-08 1860年10月，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内文物书画、珠宝玉器。随后，英军又极其野蛮地纵火焚毁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关于圆明园被焚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归结为英法侵略者“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和“军事行动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请参见文后“作者附言”）。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现试析之，不当之处，敬请前学指正。 一、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一）“掩盖罪证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后，英军头子额尔金为了消灭劫掠的罪证，因而下令放火焚毁圆明园。这一观点见诸以下代表著作：中国近代史丛书：《中国近代史》，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简史》，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杜经国等：《中国近代史简编》，3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刘培华等：《帝国主义侵华简史》，105页，黄山书社1985年2月版。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满怀强烈的民族义愤，揭露和谴责了英法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和毁灭人类文化的野蛮罪行，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其对侵略者焚毁圆明园原因的分析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没有翔实有力的史料支持，甚至没有一条明确的史料根据。 第二，带有想当然的主观色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特别是一些监守自盗者（如某些书中或小说中经常说到的清宫太监，于偷盗清宫宝物后），为了掩盖罪证而纵火焚毁现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但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其一，纵火之前，人们还不清楚，至少是还不十分清楚犯罪之人是谁：其二，纵火后，有可能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或转移人们怀疑的方向或目标，从而达到蒙混自保的目的。然而，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大肆抢掠圆明园，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因此，焚毁圆明园并不能达到掩盖其劫掠罪证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因劫掠他人宝物产生羞耻感，从而萌发掩饰其罪恶行径的念头，而是无耻地把这一野蛮的劫掠行为狡辩为是将“圆明园珍贵之物，既皆移去，我兵之入园，并非抢劫”[1](P495)，“复至圆明园拿取物件，众兵分用”[2](P150)。 第三，关于焚毁圆明园的原因，侵略者自己有明确的自供（详见后论）。 “掩盖罪证说”，虽意在揭露和谴责侵略者，但实则既无理论力度，又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因而不能击中侵略者的要害。 （二）“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军头子额尔金等人是为了消赃灭迹，同时为了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故而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这一观点见诸以下代表作：苑书义、胡思庸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40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秦德占等主编：《近代中国历程》，第一卷，224页，陕西旅游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虽触及到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实质，但其观点仍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其一，“掩盖罪证说”与“惩罚清帝说”同时并列，而“掩盖罪证说”居于更主要地位，显然仍未完全摆脱“掩盖罪证说”的影响。其二，未能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揭露（详见后论）。 （三）“军事行动说”。这一说法虽未明确见诸我国的史学著述中，但在某些文艺作品，甚至史料中，却可见某些蛛丝马迹。1860年10月10日，恭亲王奕等人所上奏折称：“该夷（英法联军）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占据园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3](P2413)10余年前香港摄制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有一段这样的镜头描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地区后，奸淫掳掠，当地的村民猎户奋起反抗，后因寡不敌众，在清管园大臣的主动引领下，退入圆明园内供奉清帝列祖列宗画像的宫殿（应是圆明园内的安佑宫）内，随后英法侵略军尾追而至，于是发生了劫掠和焚毁圆明园之事。 这一组镜头的谬误之处颇多。村民猎户的反抗或许有之，但作为皇家禁苑圆明园的护军决不允许其败退至圆明园内，更不会，也决不敢允许他们隐藏于清帝祖宗画像的背后。36年后，1896年10月，晚清重臣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凭吊圆明园废址，尚遭严旨诃责：“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何论普通村民擅入圣殿安佑宫？对于影视文艺作品，我们自然不必对它们在一般史实上的失误多加评说，但对严重的历史事实扭曲及恶劣影响，则不能不明确指出。 这一说法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将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的野蛮罪行，于不经意间淡化为一种尾追抵抗者的自然军事行为（尽管是侵略的军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开脱了侵略者毁灭人类文明的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