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以上介绍的这些著作由于写于不同的年代，研究的重点和看法自然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的学术或现实关怀。大致说来，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综合研究，揭示晚清改革的成败，希望20世纪30年代之初的中国能避免重蹈覆辙，重新走上一条和平渐进的改革道路。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通过对晚清军事改革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军事力量的兴起及近代军阀主义的起源，同时也为朝鲜战争之后不久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提供了历史背景。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则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拓展，着重分析晚清军事力量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其对中国文武关系的转换所产生的影响。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和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对晚清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研究，则透露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关注。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以及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和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虽然探讨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但实际上都是从“国家—社会”这一研究模式或者说研究架构，揭示晚清改革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士绅，或者说国家正式权力与地方士绅非正式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晚清改革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和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虽然探讨的都是列强与晚清新政的关系，但前者侧重对列强外交政策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及列强对新政改革所持的一般态度的考察和分析上，并突出列强在清朝瓦解过程中的消极和破坏的一面，后者具体考察了日本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强调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些风格不一、观点相谐或相异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晚清最后10年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同时也展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识见。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晚清新政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首先，西方学者似乎将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主要放在政治、军事、教育方面的改革，严重忽略了晚清经济政策方面的变化、调整和改革。虽然也有一些英文著作注意到晚清经济政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动，如美籍华裔学者陈锦江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注：Wellington K.K.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美〕陈锦江著，王笛、张箭译：《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第八至十一章中，对1900年之后清政府的现代企业和商人政策的变化做了扼要的论述，但他主要是从官商关系的角度探讨晚清经济政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并将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在官商关系方面所做的调整仅仅看做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当局控制现代企业的挑战，这就极大地局限了对晚清经济政策变动的认识。固然，在晚清发展现代企业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确存在矛盾和争夺，但晚清经济政策的变动并非如陈先生所说，系中央政府向地方当局控制现代企业的挑战，而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国际化浪潮，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将中国的经济纳入或使之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此，晚清的经济改革远不止设立一些经济行政机构，调整官商关系，而是涉及到制订一系列新的经济法规，确立一套新的经济制度，既涉及农工商政策的调整，也涉及有关外资、外贸政策，以及财政、金融、货币的改革。如果说晚清最后10年是近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时期，那么经济政策的调整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影响并不亚于晚清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西方学者在研究晚清新政历史中不能不多加关注的。 第二，在清末新政研究中，西方学者较多关注于晚清政局变动（权力之争）对改革的影响，但很少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是就政治论政治，就教育论教育，就军事论军事，即使卡梅伦在综合探讨晚清新政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中对此有所留意，如提出财政改革在晚清各项改革中最为重要，并指出清政府没有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财政制度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她在大多数的时候并没有用联系或全局的眼光思考问题，同样是孤立地看待各项改革，当她谈到禁烟运动时，便说禁烟是比其他改革更为重要的改革，谈到教育改革时又说教育改革重要，并没有说清楚清末的各项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以及清政府本身是如何认识和操作的。同时，由于忽视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互动和制约关系，西方学者还往往将某些改革出现的变化简单归诸人为的因素，如卡梅伦、鲍威尔、冯兆基都将1908年之后陆军改革的实际效果不理想全然归咎于摄政王载沣的无能，而忽视了这一时期重振海军的努力分散了前一时期用于陆军改革的精力和财力的事实。其实，晚清改革的进程既受政局变动的影响，也受内部各项改革的制约。例如，振兴实业政策一度被清政府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商部开始时在清朝中央各部中位居第二，仅在外务部之下，但在新政后期振兴实业政策的力度明显有所削弱，具体负责制订经济政策的农工商部在中央11部中退居倒数第三，应该说，其主因不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或官员的无能和腐败，而是受到1905年之后兴起的预备立宪以及诸如财政、货币等其他改革政策的冲击。晚清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制约关系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有时并不亚于政局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新政改革最后失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政府没有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的关系，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轻重缓急没有统一的规划。因此，在研究清末新政过程中，要有联系和全局的眼光，这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对于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西方学者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相对于列强在晚清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可以说，在晚清的3次改革运动中，以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最为紧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列强与新政关系的著作问世。如前所述，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只是着重探讨了当时列强对华政策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并且只限于宣统朝；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只是探讨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并没有对其他列强加以考察，并且在探讨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中仅仅剖析日本对新政改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完全忽视其他层面。有些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虽然提到了列强的影响，但很少做系统的分析。此外，在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的英文著作中，有时也谈到一些列强对新政改革的态度（注：参见Walter V.Scholes and Marie V.Schole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aft Administrat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0);Michael H.Hunt,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E.W.Edwards,British Diplomacy and Finance in China,1895-191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但只限于外交政策的分析，无意进一步去深究列强是如何对各项改革施加影响或干涉的。就此来说，一定程度上是新政与列强关系问题本身的性质妨碍了西方学者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来说，他们可能将列强与新政的关系看做是中外关系史家们探讨的问题；而对那些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们来说，他们又可能将它看做是晚清史学者研究的问题。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鉴于清末新政与列强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全面地考察和分析列强与晚清最后10年改革的关系，无论是对研究20世纪初的中外关系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改革运动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研究这一问题，西方学者较诸中国学者，有着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西方一些学者与其继续在一些老问题上从事一些修正研究，或许还不如在列强与新政关系问题上做些研究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