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最后1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10年里，清政府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为继续维护其统治，自1901年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关这段历史，国内外的学者已做了不少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研究清末新政的中外学者之间并没有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有鉴于此，笔者就所阅读过的相关英文著作做一简单介绍，希望能对国内的清末新政研究有所裨益。 （一） 作为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如徐中约著的《近代中国的兴起》（注：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Modern Chin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9-512.）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中国史》（注：〔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463页。），对此都有专章论述。最早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一部英文专著当推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注：Meribeth E.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in China,1898-1912(New York:Octogan Books,INC.,1963).）。该书自193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以来，一直为研究这段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广泛引用，多次重印。有鉴于此，笔者据该书1963年版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共10章，计223页。在第一、二两章里，作者首先对1860-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扼要的追述，以揭示1900年之后新政改革与前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认为清末新政是有清一代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章，作者通过对1901-1903年间清廷一系列改革诏令和举措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了慈禧太后在经爱1900年排外失败的打击和西行所饱尝的艰辛之后，终于认识到列强远比清帝国强大，为了清王朝和她的人民，中国必须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作者指出，慈禧真诚地面对这个问题，抛弃了几个月前的保守主义偏见，转向赞成实质上是1898年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政策。1901-1903年间的改革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且规模有限，但却是后来更大规模改革的前驱，表明曾遭漠视的由光绪帝主持的改革政策得到复活，重新获得重视，尽管慈禧太后本人极力否定这一点。 该书自第四章开始对清末新政各项改革进行具体考察。在作者看来，教育改革是清末各项改革中最为急需的，它可为清政府提供所需的新式人才，因此将其放在第四章首先加以讨论。她认为，清末在教育改革上所取得的进步是曲折的、不平衡的。在废除科举制、建立西式学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为新的教育制度提供必需的国家财政支持；缺乏合格的教员，教学质量差，尤其是小学教育被严重忽视；政府政策的波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新式学堂的抵制和冷漠，以及新式学堂学生在政治上的不妥协，也妨碍了晚清的教育改革。对于晚清的奖励留学政策，作者认为清政府最初鼓励学生留学日本的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留学生集中前往日本，超出了日本教育设施的承受能力，结果致使许多青年留学生落入各种江湖骗子之手，接受的是极大稀释了的西学知识；许多留日学生本身就是冒险家，他们来日本只是为了获得留学生的名声，只要在日本居住两三个月就足以满足这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居留日本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只获得了一些适宜于激怒人的心灵而不是给人以知识的观念；康梁立宪派和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导致许多留日学生成为共和主义的鼓吹者。虽然早在1907年清政府就意识到留日学生存在的问题，并转向鼓励留学欧美，但直至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仍很有限，留学欧洲的计400人，留学美国的计800人。再加之受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的归国留学生并不愿从事教育职业，他们认为自己适合从事一些更惹人注目的事情。清政府虽然也通过举行一些考试，授予一部分归国留学生官阶，加以录用，但这些考试的办法同样证明不能令人满意，通过考试的人并不总是获得任用，而落选者更是滋长了不满情绪。此外，作者还简略论述了清末的妇女教育以及教会学校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她认为：妇女教育在清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样存在缺乏合格教员的问题；教会学校的水平虽然不在清政府创办的学堂之下，但清政府不愿让教会学校在教育改革中起主导作用，教会学校在清末的新式教育制度中并没有获得承认，后来随着教会学校自身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以符合清政府的要求，情况才有所改变，到1911年时教会学校开始获得清政府一定程度的承认。最后，卡梅伦对晚清教育改革的成果做了总体评价。她认为，评估清末教育改革成果的最好证据是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以及教学的质量。卡梅伦认为与晚清适龄学童的人数相比，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少得令人失望。1910年中国的总人口大约为4.38亿，其中适龄学童约为6500万人，但同年中国各类公立学校只有57267所，学生1626529人，而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2年，日本适龄学童为4923272人，学生却多达1590115人。至于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质量，在作者看来更是不尽人意。她指出，大部分教师本身并没有多少学问，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军训上，而学生热衷于政治运动，结果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并未造就一批支持清廷实行渐进改革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反而造就了一批激昂的政治运动的鼓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