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

      一　问题：从《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说起

      当代史学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和研究成果的迅速累积，使某些研究领域开始呈现“饱和”状态，一些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的课题，更因其浩如烟海的文献积累而让许多研究者视为畏途。记得还在准备学士论文时，指导老师就告诫我们一定要避开诸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选题，因为与之相关的问题要么早被“研究透了”，要么是我们尚无力涉足。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以《历史研究》为例，在2001年之前十年间，发表的专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论文寥寥可数（注：在1991年第3期发表阮芳纪《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与特点》和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之后，仅有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一文刊于1997年第3期。）。所以当该刊于2001年第1期和2002年第5期接连推出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时，的确有些令人惊讶（注：这些文章包括程《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柯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巴斯蒂《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均见2001年第1期），均为提交2000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以及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狄德满《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王如绘《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均见2002年第5期），其中前三篇为提交200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1900年：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这七篇论文都建立在充分占有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之上，但它们所体现出的研究视野、方法、取向却又大相径庭。其中，路遥和王如绘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传统义和团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新进展，其特点有二：一是关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本身甚于运动背后的社会结构；二是关注本土因素甚于外来因素。与此相比，四位西方学者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外来因素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其中巴斯蒂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天主教民的考察、狄德满对华北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之间武装冲突的考察都是对事件本身的研究，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对立两极中的另一极。在关注运动当事人——拳民和教民对事件的理解这一点上，柯文的研究颇具新意，但它仍属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和再评价（注：柯文(PaulA.Cohen)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的研究，充分展现出与传统“事件史”相去甚远的研究取向（详后文），这里的分析仅针对作者发表在《历史研究》的论文而言。）。何伟亚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义和团事件期间西方在中国的劫掠活动及由此引发的西方文明内部的道德反省，不再以事件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对西方文明特质进行考察的切入点。程对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本土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动态考察，一方面注重本土因素，另一方面着力探究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依据关注本土因素还是外来因素、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视角这两个基本维度，这七篇论文构成了不同的类型。

      以事件为研究对象　以事件为研究视角

      关注本土因素

      路遥文、王如绘文　程文

      关注外来因素柯文文、巴斯蒂文、狄德满文何伟亚文

      这两个维度中，前者是由对历史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关注所造成的，研究者的选择与他们自身对各种因素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毫不奇怪，三位中国学者都采取了本土视角，而四名西方学者正好相反（因主题和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后者则因为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定位，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取向。一种把事件本身当做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注：在概念的使用上，本文将“事件史”与“事件路径”的历史相对举，二者都属于“事件研究”的范畴。“事件路径”的历史这一概念，主要受到了美国历史学者孔飞力(Philip A.Kuhn)和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的启示（详后文），与李恭忠博士的多次讨论也使笔者获益匪浅，在此顺致谢忱。）这里所说的“结构”，正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它指的是“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注：勃罗代尔(F.Braudel)：《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收入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页。）。对于史学家而言，它“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注：勃罗代尔：《论史学》，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20页。）。打个比方，“事件史”把事件视为一幅画，研究者对它详加探讨，作出种种描述和评论；“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把事件当做一扇窗，研究者希望透过它看清窗外的世界。

      关注本土因素的“事件史”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曾经产生过大量优秀的成果，奠定了义和团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很难否认，这样的研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尤其是大量的成果积累和相对不足的资料发掘导致了研究空间的日益狭窄。关注外来因素的“事件史”为传统的义和团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但既然仍以事件本身为关注对象，可以设想它或迟或早也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因为在把眼光转向西方因素之后，相关的资料不断被发掘，相关的史实不断被澄清，最后也会走到这一步。在笔者看来，只有在研究取向上作出根本性的转变，将关注点从事件本身投向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从“事件史”走向“事件路径”的历史，义和团史这样的传统研究领域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活力、焕发生机。当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对于本土因素的理解具有先天的优势，探究外来因素则较多地受到语言、资料、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所以立足于本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程所作的本土取向、“事件路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因此以下的分析仅涉及此文，对另外六篇论文暂不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