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3)02-0058-10 一、学术史史学史的考察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它的兴起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但对这一学科的起源,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人做过专门研究。本文即拟从学术史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在中国,“上古”、“中古”、“近世”与“近代”都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但把它们用来指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则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在1902年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中,已有“外国近世史”一门(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1页。)。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代新史学家梁启超、夏曾佑等开始尝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夏曾佑在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主张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阶段。所谓上世史,指自黄帝以迄秦统一的历史;所谓中世史,指秦统一后至清乾隆末年之历史;所谓近世史,指乾隆末年以后之历史。也有的学者主张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或者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划法还很多。这样的划分,显然是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在西方,“近代”的概念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它是随着近代意识本身的发展而出现的。它第一次使历史的图景获得了进步的外貌。但中国人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或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的四分法,却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间接输入,特别是日本史家桑原陟藏及其所著《支那史要》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民初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注: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第113号,1918年4月17日。桑原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 无疑,按照西洋的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是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科兴起的前提之一。然而,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偏好古史,对近代史研究存有很多偏见,或受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朝史事;或以现代事迹为不足研究,而集精力于考古。梁启超称这种“专喜挦持扯残编,不思创垂今录”的现象是乾嘉学派的遗传,学者藐视近代史的研究,“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7页。)梁启超的这种推论虽然过于简单和武断,但却反映了当时史学界的一般趋势。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开始进入大学课堂,但其内容极为幼稚,课程名称也不稳定。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于1917年设立史学门,其中必修课中就有“中国近代史”,但当时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自唐至明亡”一段,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近代史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近代史”之外,另设“清代史”。(注:《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1917年12月2日。)可见其指导思想,仍未脱传统史学范围。1920年后,史学系的课程有了改动,本科史学系中设有“中国近世史”一门,预科中还设“中国最近世史”,其目的是“讲明中国最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国现在之大局由何因果而来。”(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民国九年十月),《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其所谓“中国最近世史”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近代史”相仿佛。1923年,北大史学系课程再做调整,本国史与外国史并重,分设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史,并以“现代史为尤要”,安排在本科第二学年。其课程指导说明称:“盖史学之目的,在认识现代社会之来历,以谋未来之建设,故现代史在史学中之位置尤为重要。兹将本国外国之现代史排列在第二学年。其所以不排在第四学年者,欲使教授与学生,讲习此课完了之后,仍年年继续采集现代史之材料以成史,至第四学年毕业时止,则教授与学生时时留意搜集史料,造成史书,作为一种实地练习功课,盖一举两得者也。其所以不排列在第一学年者,以史学基本科学未习,则搜集史材,尚无判断之能力耳。”(注:《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但这一课程计划只推行了二年。1925-1926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就取消了“现代史”课程及相关说明,本国史课程改设为上古史(自上古迄周末)、中古史(自秦汉迄五代)、近古史(自宋至明)、近世史(自明中叶迄民国)。(注:《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779号,1925年10月12日。)至1930年,北大史学系又新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分民国前及民国两部分,“皆非专重讲授,兼以练习搜辑史料为主,新发生之史实,并练习组织之记载。”(注:《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至二十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总之,在192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已进入北大课堂。但其名称凡三变,且均强调以搜集史料练习编纂为主,可见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尚处于萌生阶段,还没有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