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3)04-240-06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国藩集团，尤其曾、胡等人对人才问题极为重视，始终认为它是决定战争成败和国家兴衰的关键之一。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指出，要把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镇压下去，清王朝面临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人才不振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清政府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围绕这一问题，曾接连呈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等奏折，其主旨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给好友胡大任的信中也说：“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兹录一通，敬呈清览，未审足下以为有补万一否。如以为可行，则他日仍当渎请也。”（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1卷，第30～31页。）其后因此路不通，只好另寻他途，但一切努力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关于人才问题，曾、胡等人认为大至世之兴衰治乱，小至军事之成败、粮饷之盈亏、吏治之修否，皆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曾国藩从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史观出发，早在京宦时期就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卷，第2页。）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注：《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第70页。）从军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更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才身上。称“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注：《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6页。）又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注：《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22页。）胡林翼则称：“近时大局艰难，只求一二有心之士力济时艰。济之之法，壮者杀贼，廉者谋饷耳。”（注：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刊，第59卷，第18页。）又说：“为政之要，千条万缕，而大纲必在得人。”（注：阎敬铭编：《胡文忠公遗集》，同治七年醉六堂重刊本，第10卷，第13页。）譬如，“天下事固患贫且弱，楚祸尤甚。而所以贫弱之故，则正气不申，伪士得志也。”而破解之法，“求才是先务。理财亦须先求才也。”（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4页。）又如，“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酂侯治汉、文若佐许、武乡治蜀、景略图秦，其得力全在得人。盖无一时一事不以人才为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卫灵而不丧国，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睹矣。”（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0页。）故“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6页。）他们有时甚至认为，人与法二者相较，人比法更重要。曾国藩与左宗棠皆以为，“用法不如用人”（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9卷，第10页。）。曾国藩进而解释说：“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兵事无常者也，当先求人而后立法。”（注：《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7页。）他还在给胡林翼的另一封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借以报国者也。”（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34、37页。）总之，他们将人才问题看成了决定事业成败和国家命运的关键。 同时，他们还就人才问题对于军事、筹饷、吏治方面的关键作用，分别作过专门论述，留有大量言论。在军事上，曾、胡、左都认为，将领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曾国藩认为，战争之成败在人而不在器，军队之强弱在气而不在形。“凡军气之盛衰，全视主将之强弱。”（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8卷，第15页。）“大抵艰难百折不辞劳瘁者，将领之壮志也。”（注：《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4页。）故“军事兴衰全系乎一二人之志气。”（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39页。）咸丰六年初，他在一封奏折中称：“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甲寅秋冬之间，臣军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以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军中士卒皆以塔、罗、杨、彭为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罗、杨、彭之称，故能旌旗生色，席卷无前。不幸塔齐布中道殂谢，而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临江，不克遽聚一处”，致使“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寸心焦灼，愧悚难名。”《曾文正公奏稿》，第7卷，第3页。）总之，将自己数年间军事上兴衰成败的主因，尽归之于数名将领的得失。胡林翼也认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注：葵锷：《曾胡治兵语录》，民国二十六年铅印线装本，第10页。）故“纲领之要，成败之数”不系乎“法”，而系乎“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还举例说：“设五百人之营，无一二谋略之士、英达之才，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谋略英达之士，亦不成军。”总而言之，“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而其要以得人为主”。（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5页。）左宗棠也认为，“天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将。”（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以下简称《左文襄公书牍》），萃文堂光绪16年刊，第2卷，第20页。）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将领对军队的决定性作用。 至于人才对吏治、理财的作用，他们也有类似的论述。胡林翼在论及湖北的治理时说：“治理之要，贤才为本。苟不知求贤，即劳心焦思亦属废事。”（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8页。）又在论及整顿吏治的“利弊之原”时说：“劾贪非难，而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巧避名目，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注：《胡文忠公遗集》，第14卷，第5页。）至于人才对筹饷的重要性，胡林翼则说：“理财之道，仍以得才为先。”“得一正士，可抵十万金。”（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4页。）曾国藩也称：“湖北军务迭兴，兵事饷事唯在得人。”（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1卷，第28页。）而他对吏治与人才的关系，则有更多的论述。他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注：《曾文正公书札》，第6卷，第35页。）“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注：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摹写石印本，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于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8卷，第39页。）“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4卷，第6页。）又说：“凡国之强，必须多得好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注：《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曾国藩认为，“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2卷，第22页。），而兵事首在选将，吏治以择吏为先。“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废。”（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11页。）又说：“行政之要首在得人。”（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8卷，第42页。）“一省风气全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8卷，第42页。）。胡林翼也有同感。他在给邢高魁的信中说：“弟意公之吏才乃可，治行第一，可开鄂之风气，可使在位以为矜式。”（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7页。）又在给周乐的信中说：“安得此等人布之郡守，何忧天下不治！”（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