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发表的《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以下简称《探微》），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 一 《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和《康有为事实》（注：《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中的观点：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10月和11月。前者发表在上海《申报》上。后者是以“中国公民启”名义写的，并递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目的是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引渡回国。梁写这样出卖朋友的文章，是想用朋友之血来染红顶子，所以极尽诬蔑之能事，虽名“事实”，却没有几句是可信的。下面略加辨析： 梁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 而事实是第一书中不但有颂扬，也有批评，而且言辞尖锐。如书中指出：中法战争之后，朝廷仍晏安无事，言路闭塞，纪纲日隳，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又说：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追究原因，“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注：《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357页。） 这封上书转交到翁同龢手中，请他代递，但他不肯，理由是“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2332页。）这个评语也说明上书并非尽是谀辞，而是有犯忌内容，可能招祸。 康有为对“招祸”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致其弟康广仁的信中说：上书“事已行矣。乃一感悟天意，如天之福，不然，则或以言事得罪。本朝待臣下至厚，不患有他，至重不过下狱，或出戍而已……我已打算定心一毫不动，但不必令老母知。若有他事，星海太史必能照料，汝可照料嫂侄女便是”。（注：《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页。）这是在交待后事呢。 明知上书有风险，什么还要上书呢？信中说：“我近见公卿大夫感愤时事，又睹友朋凋丧，感不可言，顷遇永陵大哭，我上一奏折。”（注：《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因“感愤时事”而上书，这番意思在康有为上皇帝书、上重臣书、致朋友信中有充分表达。 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又从另一角度说到上书的原因：仆“讲求经世救民之学，而日日睹小民之难，无以济之，则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注：《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81页。）他所思考的所建议的是关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计方针，“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所以要上书。 康有为在京城遍谒亲贵，也是为了给皇帝上书，而不是梁鼎芬所说“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注：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5页。）。《探微》为梁鼎芬的观点补充了几条史料，主要是援引康有为致潘祖荫等人信中的谀颂之辞，证明康有为阿谀取容。《探微》对谀辞的解说欠妥。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说到为什么要上书潘祖荫等：“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上海，1953年，第120页。）“书陈大计而责之”，才是这些信的主要内容。康的几封信都收在《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一读便了然。这些信中也确实用了许多谀颂之辞，但不为了个人当官，而是为了：第一、说他们有容纳百川、礼贤下士的品德，应该接见他这个布衣之士，倾听他关于时局的看法和变法的主张。第二、说他们是公忠体国的重臣，应该亲自向皇帝建议变法，不惜以去留相争。第三、请他们代自己上书。如，他建议潘祖荫向皇帝上书：大人忧国如家，可与二三公忠同志大臣，涕泣陈之，甚且去就争之，“上诚不悟，然后从容引身去位，光明俊伟，天下想望”。（注：《与潘文勤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5页。）他劝徐桐说：公为国元老，“何不请一日之对，面陈祸乱之由，牵裾痛哭，感悟圣意，此莫大之功也。不听则以去就争之。……拂衣而行，天下想望元老大臣有此举动，其所以动上意而警百僚者，补益正不少也。”（注：《与徐荫轩尚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8页。）如果潘祖荫和徐桐真的听了康有为的话，上书不成则“拂衣而行”，那么康有为还能通过他们来为自己谋官吗？所以不能说他写了那些谀辞就是求富贵、要当官，更不应该委屈他那颗拳拳报国救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