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无疑是所有近代中国史研究中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点一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库存，仍会发现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其中，最能体现这一不足之整体性质的一点在于，学界至今仍难以见到一部如下类型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著作：它既真正有机地融合各领域和各部门的专门思想，又能生动地反映精英和大众思想互动所形成的“一般思想”形态；既说明了近代中国重要思想观念的内在结构，又揭示了其外发的社会功能；既能彰显其思想变化的整体性时代特征，又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还能在时段上比较完整地反映近代中国思想的全过程。此种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理想境界，离今天的我们仍然还很遥远。 在这种理想的整体性思想史的构成中，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价值观念及其深刻微妙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格外关注和重点反映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前者。这是由近代中国变化剧烈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在谈到逻辑学引入中国的意义时，才偶尔想当然地笼统提到一下这个问题，并未将其真正地重视起来。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变中也有不变），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史课题，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而且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可能都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而从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或现代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史，实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大量产生、传播及其功能问题。这是因为，就其大众化、社会化效应而言，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正开始于和被强化于大量带有“现代性”品格的各种新名词的流行与潜移默化，尤其是双音节以上的词汇和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创造、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之中。换言之，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的表示近现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的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变迁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如“革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统一，就是一例。下文还会多次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而既体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及其特征，又参与了艰难地开辟和推动这一变革的文化道路，同时还将此种变革与社会生活和制度化变迁有机地加以勾连，使我们能够从中透见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我以为就是近代中国新名词独特的思想史意义所在。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之所以能够体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是同它们自身的构成内涵紧密相关的。就中国近代新名词的整体结构而言，仅仅将其理解为单纯语言学含义上的词汇，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它们乃由三个层面的内涵构成，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它们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所直接间接形成或引发的特定“话语”。（注：虽然，在此之前，将词汇、概念和话语连用者可能已不少（如刘禾在新近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跨语际实践》中即是如此，可见译本第27页），但似乎并未自觉从新名词整体结构的角度着眼。笔者明确将其认作为构成新词汇三个层次的涵义，系直接得益于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上与毛丹教授的切磋，是毛丹教授启发了我。） 如果我们将新词汇置于实践过程或具体运用中去把握，不仅关注其静态结构，而且考察其动态实践，那么，后两个层次的涵义也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特别是“话语”。比如，“劳动”这一从日本传来的现代新名词（传统汉语也有“劳动”一词，但为“劳驾”之意），在其社会实践中，就不仅是一个单一词汇的运行问题，而是与“劳动者”、“劳动人民”、“劳动力”、“劳工”、“劳农”、“劳动节”相连接、乃至与“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等词和概念相涵容、组合、互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精神取向意味的现代“劳动话语”，并且因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注：参见刘宪阁《革命的起点——以“劳动”话语为中心的一种解说》，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等编：《“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1)第397-418页。2002年。） 当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之所以格外突出，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此期新名词的大量成批的出现，取决于它们所携带的先进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物化形态的“现代性”因素之能动作用，特别是后者。新名词的结构特征，只有与这些时代性因素相结合之后，才能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思想能量来。 下面，笔者拟就近代中国新名词与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变迁的历史关联，做一粗略探讨。 新名词与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变革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关联，只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完整地说，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制约新名词的组合、构成、选择与内涵。但就其思想史意义而言，新名词对于近代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能动作用，却无疑更值得我们关注。这种能动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以千、万计的大量双音节以上新名词的出现和活跃，词汇的概念意义即确切含义、规范“界说”的社会认同与实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式词典的编撰和流行，相当明显地增强了汉语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在从语言词汇层面体现出现代性变革要求的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使用这些新名词的社会文化实践，极为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人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这是中国语言和思想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这种语言最适宜做诗，可以产生多种意象，使人生出无限联想，但却缺乏较为严密的逻辑性。逻辑的过于严密是戕害诗意的。这一点，我们从许多味同嚼蜡的现代汉语白话诗中，可以感受一二。但逻辑性、精确性又是“现代性”的基本因素。中国语言词汇的双音节和多音节化，乃是实现汉语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比如传统汉语中的“行”字有“行”、“走”以及“行为”、“实行”等多重意思，倘若将英文的“action”译成一个“行”字，很难确定它的意义，只有译成“行为”、“行动”等才准确无误（注：马怀荣先生在《近代文化引进与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一文中曾举此例，见《东方论坛》（青岛）1994年第3期。）；再比如，传统汉语中的“教”字，本有教化、教育、思想派别、宗教等多层面的含义。当我们见到“教”字的时候，往往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指称什么，（注：法国学者巴斯蒂指出，梁启超在1899年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之前，笔下所用的“教”字，就一会指“思想”和教义，一会指“文明”和教化，一会指“学术”和宗教等意思，见《梁启超与宗教问题》，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而创造出现代“教育”（名词意义上的）和“宗教”等词之后，在使用中便减少了出现歧义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