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3)-02-0026-08 一、达赖“新政”幕后的帝国主义背景 近来有学者著文谈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20世纪前期由十三世达赖主持进行的“新政”，并非着意于现代化，也不具有唤醒民族独立意识的意义。但同时又认为“新政”是什么藏族的一些精英人物对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自省和反思，并特意称其为“西藏的民族自省运动”。更有人认为，达赖采取了一系列启发民智、日进富强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改革措施，立志变法图强。虽然有的文章同时提到了达赖企图创立一个割据自立的局面，但只是一笔带过，并非文章的主旨。而且这些文章都忽视了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新政”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抛开了达赖“新政”的复杂背景，特别是英国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只就新政本身的内容去分析，必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仔细考析一下英国人特别是贝尔与达赖“新政”的关系，才能使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达赖“新政”的性质，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藏军一再东侵，康藏战争和青藏战争迟迟不能平息的外部原因。 达赖“新政”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政治背景和政治需要。单从外部来讲，“新政”主要得力于英国人的谋划和积极支持。这是因为在“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企图用外力手段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落了空，但又不愿放弃唆使西藏搞独立的既定方针。遂转而极力支持西藏地方当局实行“新政”，建立新军，并策划藏军东进，阴谋搞“大西藏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以之实现它在“西姆拉会议”上未能实现的分裂中国的阴谋。在这方面，英人贝尔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曾任职印度内务部，长期担任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负责对锡金、不丹的经营和打开西藏通商渠道事务以及驻西藏亚东、江孜一线商务代理处等侵略机构的高级官员，是英国政界有名的“西藏通”，并一贯坚持侵略、分裂西藏的强硬派立场。早在1904年，贝尔就随荣赫鹏的远征军入侵西藏。“由于西藏人反对而被阻于春丕谷地时，我奉命带了一个先遣小组。我们的任务是从南到北跨越不丹西部，寻找一条路线，沿这条路线从印度筑一条通往西藏……的道路。”充当开路先锋[1]。“1905年我……奉召回西藏工作了四个月。1908年我再次奉召到掌管英国同西藏、不丹、锡金关系的代理处负责。……从1908年到1921年，”除却偶尔去过其他地方，“我都住在西藏及其边境地区。所以我已大部分西藏化了。”[2]1910年达赖逃亡印度期间，贝尔又充任接待、监视并拉拢达赖一行的联络员。他采取利诱和威逼手段，向达赖及其随员灌输西藏独立的思想，培植亲英分裂分子。在大吉岭期间，“我和达赖喇嘛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在印度渡过的两年另三个月期间，我与他进行了约五十次亲密交谈。我每次进入他的房间，他都笑脸相迎，严厉的面孔也变得和蔼起来。”[3]至于达赖喇嘛为什么转向英国，贝尔说：“五年半前，英国人与西藏打仗，侵略了他们的国家，占领了他们的国都，把达赖喇嘛赶到中国流亡。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逃往被其宿敌控制的印度呢？俄国人从未敌视过他，实际上他们还在信中对他表示了敬意。但是，英国人近在咫尺，俄国人则远在天边，因此达赖喇嘛及其噶伦们除了逃往印度，别无选择余地。”[4]致使1907年“在谋求俄国帮助所作的努力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又转向英国。次年一月，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收到达赖陛下一封问候信。传递此信的特使向约翰爵士保证说：‘达赖喇嘛现在想与印度修好，并透彻了解当地事态；而在1903年双方之所以兵戎相见，纯系其部属对导致此事的事实真相对其作了隐瞒。’”[5]贝尔说，“在大吉岭同达赖喇嘛相处的日子，为我打开了通向西藏一切禁区的大门。……一九一三年二月，达赖喇嘛……似乎怕我离开西藏回英国去一段时间，曾为此致函于我，择要如下：‘最近，我们派四品官龙夏向英国政府送礼，本想求你陪同他一同前往。龙夏提出了同样要求。我们认为，你对西藏事务十分熟悉，是唯一能在一切重要事务中有助于我们的人。但因中藏事态仍悬而未决，我们才未作此恳求。现在我们听说，你不久即将返回英国，如果是这样，西藏就会象一个被绞死的人一样彻底完蛋。因此，我们恳求：如非苛求，你是否可延期启程。’”[6] 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贝尔身为英国藏事顾问，是条约的积极策划与参与者。当时，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会议藏事，英、藏早有成说。而藏人在此者，英人又暗防甚密，使不与我通声气，在彼照料一切，均出于英员贝尔之所为。贝尔沈鸷多谋，厦扎诸人士全在其掌握之中。阅此次交涉诸款，英文甚佳，其为英人主谋显无疑……实为西藏与我多事者也”。[7]贝尔自己也承认，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英国全权代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地图上划的一条八百五十英里长的线，与西藏全权代表商量划定西藏与印度东北部的边界。我就亨利爵土所期望的边界线，取得了夏扎的同意。这条线的每一点，都离印度平原约一百英里。”“与西藏全权代表谈判一项新的通商条例，以调节印度与西藏的商业往来，就成了我那时的另一个使命，在我的记忆中，我可以在这件事上以我的主意去办。”[8]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在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达赖喇嘛转而要求英国人和日本人出谋划策。查尔斯·贝尔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顾问。……（达赖喇嘛）从1915年到1919年，至少每年一次邀请查尔斯·贝尔前往拉萨……”[9]然而“西藏缺乏独立，甚至于在（西姆拉）会议过程中一次例会上，因西藏代表生病，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就代表西藏。”[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趁机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西藏。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和与清朝驻藏官吏的矛盾，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一些上层分子两次出走。在外逃期间，他目睹了比西藏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军事装备及近代化建设等，使他意识到西藏必须适应世界形势进行有限的改革，以便更好地维护其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二次出走印度后，达赖与英印政府官员、帝国主义分子贝尔建立了密切而又良好的私人关系。为了缓和各种矛盾，进一步巩固政教合一的制度，使他萌发了依靠英国进行改革以图西藏自立自治的新政思想。贝尔极力建议达赖实施新政，鼓动达赖派藏族子弟去英国本土及英印留学，借以培养亲英势力，都是英国为鼓动达赖搞“西藏独立”所采取的阴险步骤。而达赖喇嘛为了向英国表示友好，在1914年8月特令伦钦索康致信英国驻锡金行政官古德，表示西藏愿意派遣一千名藏军支持英国对德国的战争。[11]此时的英国对于西藏，诚如贝尔所言，“吾等所求於西藏者何耶？简言之，吾等之所大欲，在於西藏必强而能自主……西藏又为吾等防止赤化之理想障壁”。[12]“吾尝提出下列方案，以为如此始能维持西藏自主权，及其良善政府；所谓方案，简言之……（一）许其每年自印度输入少许特别规定之各种必须军用品。（二）於有限范围内，助之训练军队，备办军需。（三）先助之雇用寻矿师察看矿山；苟已发见，则雇之采矿师试验之，於必要时则实行采炼……（四）设一英国学校教育西藏要人之子弟。校址应在江孜；将来可迁至拉萨。”[13]贝尔为何如此煞费苦心呢？他不打自招地说：“……在事实上，西藏增进自己利益，即可增进印度利益。”[14]于是，十三世达赖自1912年从印度返藏以后，在英人贝尔的具体谋划下，开始着手进行“新政”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