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6;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3)03-0029-06 在对张謇实业、教育业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对其文化观的研究。这是因为：第一，分析张謇甲午以后投身实业、教育救国行为的缘由，其中包含传统文化思想的成份以及对西方文化压力与威胁的思考；第二，审视张謇创办的许多实业、教育事业，清晰可见其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根系的浸润作用，可知其文化观与实业、教育事业如影随形；第三，更重要的是，张謇形成了独特的较为系统的文化观，并在其指导下建立了一整套地方文化体系，其文化事业的成就在国内极为罕见。 一 清末民初，张謇立于“救国”的视角，对该时期文化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认真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较为系统的文化观。其内容包含时代主题、品位价值、中西会通、知行结合以及地方资源等五个方面： （一）与时代主题密切联系的“救国”文化 一般而论，一定时期的文化所具有的教育感化等社会功能，总与当时的时代主题有着某种或彰或隐的联系。处于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深重，志士仁人纷纷倡言救国的历史时期，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救国这一时代主题之间应保持怎样的联系呢？在张謇诸多的论述中，1919年张謇与欧阳予倩谈及戏剧时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当时与欧阳氏说道：“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能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1](P.37)。众所周知，张謇是鼓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赋予实业、教育“振兴经济”与“启发民智”两大擎天重任，以为非如此不能救国。但是，张謇上述一段话，其实对他本人自甲午以后就形成的救国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按照张謇独特的视角，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即能对实业、教育产生拾遗初缺的重大作用，故认为戏剧应凸现救国的时代主题当属张謇的本意。 笔者以为，张謇此处的“戏剧”，只是“文化”的一种代称罢了，论及“戏剧”，实际涵盖了文化的各种形式。此种观点，张謇在其它场合多有论述。例如，张謇在建立南通通俗教育社时规定了该社的任务，是运用“说部、剧本、山歌”等民间文化形式对南通民众进行通俗讲演与商业讲演。通俗讲演“主旨以旧道德新学术参用，用启迪国民以应有之常识；商业讲演之主旨为输入世界商业知识，并期就本县商业现况予以改良之法”[2](P.197)，十分注重文化对实业的促进作用与教育的补充作用。尽管张謇认为各种文化形式社会功能的大小不可能等量齐观，他甚至说过：“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剧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剧之便，又可断言者”[3](P.288)，可见看好戏剧的社会功能。但张謇这一论述丝毫不带有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社会功能应与“社会改良”主题，即救国主题密切联系之含意，相反，从张謇上述对通俗教育社等文化形式社会功能的论述中，人们只能得出张謇主张各种文化形式都应与救国时代主题密切结合的观点。 张謇将文化视为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使命文化”，这就与认为文化与时代主题可若即若离的观点区别开来，更与视文化为清闲文人消遣娱乐用的所谓“纯文化”划清了界限。1918年，张謇在致梅兰芳信中论述戏剧改良时说道：“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4](P.342)。这既充分体现了张謇欲以南通为文化改良“嚆矢”，借助文化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也成为贯穿张謇文化观中的一根主线与最重要的内容，对文化的其它见解都与之相关，并由此引发。 （二）重视文化品位价值与时代主题的统一 在清末民初萧杀、灰暗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对待文化本身的品位价值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这是文化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张謇曾以戏剧为例表明自己的态度：“戏剧本身固然要注意社会教育，然而提倡美的艺术，尤为最高最后的目的”[1](P.37)。在张謇心目中，各种文化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美的艺术”价值，劣质或平庸的文化不可能唤醒国人，鼓舞他们为救国而奋起，凸现文化的时代主题也决不意味着往文化作品简单地贴上“救国”的标签即可完事，时代主题与品位价值的完美结合乃是文化的至臻境界。故张謇对文化的追求，往往成为对文化精品的追求，他甚至以为这“美的艺术”是文化“最高最后的目的”。 综观张謇的文化事业或文化活动，无不体现了时代主题与品位价值统一的主张。博物苑与伶工学社不仅在时间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博物馆与第一所新式戏剧学校，而且，博物苑在馆苑结合的建筑风格以及对馆藏陈列品分类与保管一系列制度的创新上开了近代博物馆之先河，伶工学社则以拥有欧阳予倩、薛瑶卿等国内一流戏剧专家任教以及钢琴、风琴、留声机等先进教学设备而蜚声国内。更俗剧场拥有的舞台设施“在全国可算首屈一指了”[5](P.159)，“比上海的大舞台、第一台、天蟾之类的舞台都适用”[6](P.88)，剧场建成后又因连续邀请当时崭露头角的北派梅兰芳与南派欧阳予倩等著名戏剧演员同场演出而轰动一时。女红传习所的绣品“颇播声誉于欧美”[7](P.10)，尤其是绣品《全世界救世主耶稣受难像》等，代表中国参展1915年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一等奖牌，另一幅绣品《齐老太太像》获青铜奖。张謇与沈寿合撰的《雪宦绣谱》更成为国内有史以来第一部刺绣专著。位于南通城内的五公园即“东西南北及中央公园之谓也”，各公园各具特色，斗奇争艳，“弹丸之地竟有公园五，亦为内地绝有之处也”[8](P.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