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3)03-0061-07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欲建设现代民主国家，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合格国民。然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的压抑摧残，致使中国的国民心理素质极为低下，无法担当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为此，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改造国民心理，以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并深刻阐述了改造国民心理与立国建国的紧密关系。毫无疑问，探讨孙中山关于改造国民心理的思想，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其思想发展轨迹与特征，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西方的人伦、风俗和价值观念也逐渐传入中国，强烈地刺激着国民的人格道德现状，国民心理的消极落后成分，即所谓“国民劣根性”便日益凸现出来。一些知识精英，无论是严复、梁启超，还是章太炎、邹容等，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扭转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他们不约而同皆以激发民力、开启民智、倡新民德、健全体魄、去除奴隶之根性，为改造国民性的切入点，将旁观、冷漠、狭隘、散漫、怯懦、浮华、诈伪、畏死、拜金等国民劣根性一一揭露和鞭笞，目的是寻找改造国民精神、造就新一代国民的路径，以完成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历史重任。然而，在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现代化方面表现出更多理性思维的是孙中山。他在总结前人和历次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意识到，要完成国民性改造和中华复兴事业，“非聚中外硕学，积多年之调查研究，不易告成”[1](p.276)。因此。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便开始了艰苦的理论探索。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在游学外洋期间，“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p.8)。希望中国能够“步武泰西，参行新法”[2](p.15)，复兴教化文明，以达到“万姓超甦，庶物昌运”的富强之境。[2](p.46)伦敦被难后，他进一步认识到，仅“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2](p.105)，“中国革命之难，不在满清政府之强”，“惟惜中国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发此志愿”。[2](p.443)为此，孙中山在策划武装起义的同时，开始悉心指导革命党人运用各种方式宣传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以希唤起民众。但遗憾的是这种宣传仅限于知识阶层和一部分新军，未能掺透到全体国民心理，而且这种宣传不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根据不同人的不同心态进行有的放矢的工作，而是带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其结果是革命党人所从事的武装起义，因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得孙中山深深感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完成革命和现代化大业，必须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心理有参与民主政治和民主革命的意识。不过，真正推动孙中山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却是在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旧的思想文化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成为妨碍民国建设的消极因素。其突出的表现是接踵而至的帝制复辟、军阀称雄，以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失败。革命的失败从客观上来说是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革命的力量，但就其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来说，却是国民心理落后、封闭直接导致的结果。表现在，一方面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方案不能实现，中国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一跃而登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另一方面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且革命党人内部“谓予所主张者理性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于是建国以来，“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这与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初衷大相径庭，不能不引起他的深刻反思，使他感到心力作用的强大，所谓“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3](p.157-159)这说明，革命的成功、国家的建设和巩固是“要用人心做基础，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来做基础”[4](p.29)。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建设的新方略。这样，1917年至1919年，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深入思考，并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孙中山精心勾画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方案——《建国方略》，并把国民心理建设（孙文学说）放在首位，以表达其对改造国民心理的重视。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国民心理建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意识到人心不仅是革命事业的保证，也是立国的根本、国家建设的先导。“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3](p.214)孙中山认为，要救国救民，必须革命，以革命救国；而革命要从国人的心中革起，使人人都意识到自己负有革命的责任；只有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政治上的革命才有希望成功。他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众之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5](p.430-431)孙中山强调，所有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都应从根本上自改造国民心理做起，去宣传群众，感化群众，到了全国的人心都被感化，都明白了革命道理，就是革命大功告成之日。而且革命成功后，要巩固、建设国家，其基础仍然是国民心理，是人心。“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3](p.158)，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 另外，在比照近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也是构成孙中山重视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原因。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家族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发展到近代这一特殊时期，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与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对此，孙中山有清醒的认识。他实事求是地承认，“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3](p.180)其原因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崛起于夏商周三代，它是建立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土壤之上，没有经过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熏陶，因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愚昧性。“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也，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2](p.383)意思是说，孔孟儒家学说虽有合理之处，但毕竟产生于古代，远离科学，无法适合时代需要，特别是后来它与封建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相结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演变发展达数千年，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和陈腐的原则，生成了国民性中高傲自大、因循守旧、消极避世、超脱老滑等心理，成为制约民族创新精神的桎梏。如果国民不改变这种心理状态，那么中国的民主和独立就没有希望。因而孙中山一再提出要“改造国民心理”，进行“心理建设”，以提高国民觉悟，改变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