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的整体性社会变迁有较大的关系。清中叶以来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无业游民的大量涌现等固然是导致秘密社会兴盛的主要因素，但其与外国势力的入侵也有较大的关系。就政治权力而言，西方侵略者通过条约制度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以及在更广大的乡村腹地建立教会，分割了清政府对社会的管辖权力，损害了它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威望，影响了它对社会的调控职能，也成为近代中国秘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学术界从这方面入手分析秘密社会的论著不多，仅限于对个别地区、个别结社的研究（注：有关论述，可参考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庄民生：《论旧上海青帮流氓大亨集团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胡训珉：《旧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及其原因》，《探索与争鸣》1994年10月；郭绪应：《旧上海青帮大亨崛起之因》，见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5页。）。本文拟对此作一分析，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利用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列强纷纷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以及各种租借地。各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重庆12个城市，设立了30个租界，涉及英、法、美、德、日、俄、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9个国家[1]（前言）。 租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租界当局享有普遍的市政权、一定的立法权和相当的军事权，其对租界内的一切行政事务有独断之权，可以宣布戒严、武装镇压市民反抗、禁止行人出入租界，可将任何中国人“驱逐出境”，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垧。它既是进步活动的中心，又是罪恶的渊薮。近代中国的一些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地，青红帮的势力引人注目。其原因固然与开埠后这些城市快速发展所吸纳的庞大游民队伍有关，这些庞大的游民为这些地区帮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为通商口岸城市帮会的崛起提供了以下几个便利条件： （一）从空间布局来看，租界的建立，使一些城市原有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发生分裂，形成多个控制系统。而在各控制系统的交叉边缘地带，由于多种体制的并存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各个管辖区间存在若干大大小小“三不管”的“真空地带”，给帮会组织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核心地带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租界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且将中国管辖区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即南市和闸北，使整个上海犬牙交错，支离破碎，形成一个“三界四方”的奇异社会[1]（前言）。在天津，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列强先后设置了九个租界[1](p.113)。在汉口，自英国1861年设立租界至20世纪初年，已设有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1](pp.188～192)。这些租界各自为政，自成一体。 租界因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特点和同华界并立的体制，它们相互独立，相互冲突，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导致在各个管辖区间产生若干大大小小“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种边界交叉地带，由于多种体制的并存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对帮会势力的态度不一，或擒或纵，导致一些帮会分子长期活动在边界线上，此拿彼串，易于得手，给帮会组织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帮会分子之啸聚于此，不仅是因为有如蜂窝排列的茶楼、酒肆、烟馆、赌台等理想作案场所，更因为这里比较安全，帮会流氓可以充分利用三界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所形成的界区缝隙，从事各种犯罪活动。 在这方面，上海的情况最为典型。近代早期，上海帮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带就是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带：洋泾浜沿岸、郑家木桥、十六铺等。仔细分析这些地带，不难发现，它们恰恰就是上海“三界四方”交界的地段，如洋泾浜就是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线。郑家木桥是横跨洋泾浜上连接英法租界的八座桥之一，由于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进入桥南的法租界捕人，所以，一河之隔，形同两国。因而，这里的流氓犯罪现象比较严重，“郑家木桥的小瘪三”也很有名，上海流氓“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就是从这里发迹起家。十六铺是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地段，这里也是上海帮会孳生发育的一个主要场所，上海帮会中有名的帮会组织如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十姐妹等都是在这一带聚集壮大的，上海滩上另一有名的流氓大亨黄金荣也是从这里发迹的。 另外，早期英美租界的分界线苏州河两岸，沪西法租界、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会处等都是上海有名的腐化区和上海帮会的诞生地。在这些“三不管”的交叉地带，由于社会控制薄弱，卖淫嫖娼、聚赌抽头、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各种非法经营较为猖獗，各种社会不良分子如游民乞丐、扒手流氓等也不断向这里汇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治安混乱。帮会势力利用了当政者之间的界隔与摩擦，大肆控制或经营各种地下经济，发展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