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郎友兴(1964-),男,浙江台州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市镇是乡村文化的代表。近代以来,文化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都市文化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都市成为文化的辐射源,它不断地渗透与影响农村地区。浙江省南浔镇教育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具体地说明了传统教育是如何变化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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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G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5-0088-07

      一 引言

      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乡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变动,总是先发韧于乡村,聚集于市镇,进而影响于都市。这种乡土性的文化重视的是耕读传家,在传统的经济发达的商业性市镇则更为注重私塾教育。到了近代,文化格局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西方工业主义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乡土文化开始衰落了,而代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之方向的都市文化(文明)成为中心,并逐渐地影响其周边的乡镇。教育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场所。在这种文化结构转型中,位于乡村的市镇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传统的教育又是如何变化的?其动力是什么?这里就以南浔镇的情况为例说明这些问题。

      从社区背景来看,南浔是江南市镇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市镇。南浔是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著名的市镇,位于太湖之滨,与江苏相邻。明清以来,南浔一直是生丝贸易的中心,可以作为江南商业性市镇的代表。长江三角洲或太湖地区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上海等都市文化的辐射,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尤其在1895年以后,随着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冲击,上海成为一个通商的大口岸,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与作用对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以南浔为代表的江南市镇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诸方面发生了与传统的改朝换代不同的结构性的变迁。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是值得研究的。

      二 南浔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发展

      南浔自古以来文化发达,教育昌盛。元代时期建立镇学,设教谕一人以具体负责学事。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乌程知县设立社学。与此同时,南浔还有私人或社团办的义学(或称义塾),其主要是为了本族或本社团的贫寒子弟而设立的。明清以来,随着辑里丝畅销海内外,南浔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南浔成为“灯火万家”的江南巨镇与富镇,许多丝商在致富后纷纷捐资助学,办学之风大盛,成为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市镇。事实上,浙江地区商品经济繁荣、文化较为发达,较早地废除了旧式教育,引进新式学校;又因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上海,可以得风气之先,南浔举办了不少新式的学校,无论从学校的数量还是门类,均位居江南市镇之前列。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之初期,新式学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创新的;另一种是在旧制的书院、学塾、私塾中添加新课程,逐渐地转变为新学。南浔第一所新学制的学校就是属于后一种类型。在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教育的消失,而是新式的学校与私塾、社学同时并存,南浔的情况亦大体如此。私塾是中国古代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而社学是古代地方的基层教育机构,有些是由地方官府兴办,有些则由地方的富绅兴办。到1932年,南浔还有8所私塾。如下表:

      表:南浔的私塾[1]

      塾名

      位置

       塾师姓名

       学生人数

      尊经学塾毓秀桥堍 张惠英19

      无名

      纪家霸

      江北人(不知姓名)

      33

      无名

      北栅考老湾不详 不详

      无名

      皇阳桥湾 孟重光9

      益勤

      万福园内 归子卿24

      学利

      南西里一百四十

      陈梅生22

      苕东义塾一号

       吴季石34

      汉英学塾庞祠家庙内吴友庭20

      无名

      北东里州六号

       周朗圃不详

      有些私塾学校很好地表现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性的情况。浔溪书院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书院原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藏书与修书之地。到了唐朝末期,书院成为讲学之所,它不同于府县学,是私办或半官办性质的学校。到了宋代,浙江的书院已相当发达,而至元代,浙江的书院逐渐官学化。明清时期,浙江的书院更为昌盛。清代的浙江书院也呈现出官学化的倾向。浔溪书院创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书院由官家与民间协力兴办,由地方官主持,民间出资。当时邑令萧书倡议并捐俸,下拨镇丝捐,朱国桢之后裔朱养怡捐地一亩四,又增置潘氏地四分以助学。书院聘请有名望的学者负责讲学、出课题和阅卷。受维新思潮的影响,1899年,南浔镇的富绅刘锦藻等倡议书院增设经史、时务与策论。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对教学内容作了一些改革,在书院里增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开始在传统的书院里传授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1902年,与成立于1900年的明理学塾合并,改书院为学堂。这是南浔镇第一所新学制的学校。

      此后的南浔,重视普及教育、贫儿教育,又相继兴办了女子学校、体育学校,它们“具蒸蒸日上之势”。

      南浔的小学教育主要有五类:1.教育普及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张维熊、陆善同等南浔镇上之名流倡议组织教育普及社,其宗旨是为了普及儿童教育。第二年呈报县府,要求镇上部分尼姑庵改设小学。1908年,获县政府批准。普及社接收了慈荫庵,开办南浔教育普及社第一初等小学校;接收万古庵,开办第二初等小学校;接收园通庵,开办第三初等小学校;接收万善庵,开办第四初等小学校。这四所学校经浙江省巡抚张帝扬批准立案,经费由通判署筹款,以茶碗捐为主。光复后不久停办。这种民办公助、废庵办学之举措,在湖州教育史上,南浔实属首创。2.女子小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浔首富张颂贤之孙张弁群,开文明之风,提倡妇女教育,仿照蔡元培在上海主办爱国女校,在南浔创办浔溪女校。这是我们在第二部分将重点描述与说明的。3.浔溪高等小学(浔溪中心小学校)。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原浔溪书院旧址为校址,建立浔溪高等小学,禀县定为两等小学堂。教育经费除原有书院结余经费外,并从丝捐每包提洋角半,合计共2000余缗。有中文教习二人,西方教习一人,舍监一人,庶务一人。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筹集到绅商捐的1000余缗。1908年,第一、第二小学成立,因而改两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民国四年(1915)该校归为区立。民国十七年(1928)改称为浔溪中心小学校。抗日战争发生后,学校被毁。4.区立小学。南浔建镇以来,行政区划迭有变更。清末民初,南浔镇所属为16、17、18三区,42、43、44三都,镇区属于43都,共划分12庄,庄以下为圩。民国元年,南浔为镇,包括辑里一带村庄。民国十七年(1928)重新划分行政建制,南浔区设区公所,辖南浔镇及仁义等27个乡,区公所设在南浔镇。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南浔区署,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改为南浔区公所,下辖南浔镇及东迁等五个乡。自民国建立之后,南浔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北伐前后,南浔共有区立小学13所。区立第一小学,其前身为普及教育社所办的第一初等小学校。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1928)6月更名为浔东小学。区立第二小学,前身为普及社所办的第二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更名为浔南小学。区立第三小学,前身为普及教育社所创办的第三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更名为园通小学。区立第四小学,前身为普及社所办的第四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更名为万善小学,后又改为浔北小学。民国二年(1913)创办区立第五小学,民国十七年更名为广惠小学。民国三年(1914)创办区立第六小学,设在西丁家港,后改为丁家港初级小学。民国三年(1914)创办区立第七小学,民国十七年改名为方丈港初级小学。南浔先后还成立区立第八小学(1928年改为瑶田小学)、区立第九小学(1928年改为陆家坝小学)、区立第十小学(1928年改为藏谷初级小学)、区立第十一小学(1915年创办,1928年改为通津初级小学)、区立第十二小学(1915年创办,但不久收归区立,第二年改称为南安初级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并入第十三保小学)、区立第十三小学。这13所小学加上毓秀、浔西两个初级小学和浔溪中心小学,共计16所区立小学,说明南浔在北伐前后小学的普及程度是相当高的。5.私立小学。共有4所:民国三年(1914)由徐一冰创办的贫儿教养院(抗日战争时期被毁)、孺嫠小学(1916年由富商刘锦藻等人创办,此校专为贫寒家庭子女入学而设立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所设立的私立雪庄小学(1943年改为浔光初中,1945年重新改为雪庄小学)、丝业小学。值得一说的是丝业小学与贫儿教养院。丝业小学于民国十年(1921)由丝业公会创办,设于南浔丝业会馆之楼上,是一个以招收丝业从业人员的子弟为主的学校。徐迟在其《江南小镇》中对这个学校作了一些描述:“一九二一年我小学二年级,即已开始学习英文。丝业公会是早已从事外贸的,一直面对着一个复杂的世界市场。它早已接待过许多英国、法国的来访者”,“南浔的富户人家大都有子弟懂外语,不少人出过洋,或经商,或留学。所以丝业小学也重视外语,主要是英语。”贫儿教养院于民国三年(1914)由徐一冰变卖私人财产创办。院设高级班与初级班,前者收12岁到15岁的儿童,后者收6岁到11岁的儿童,提供膳宿。他的《创办贫儿教养院缘起》包含着中国早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国何以贫,民贫故也。自近世社会主义日渐发达,种种救贫政策,不一而起”,“凡救贫事业中,最属可怜可悯,而当为急务者,莫如先救一般失养之贫儿”,“盖儿童之贫,非自为也,实社会之不良,无人教养,有以制其死命耳。父母不能尽教养之义务,父母之罪也。社会更来能代尽教养之义务,此乃社会之幸福哉。故吾人能于社会上,多尽一份子之义务,艰险于社会上多得一份子之幸福”,“一冰夫妇,关心社会义务。十年于兹,于良心上固早有一种教养贫儿之志愿。现在商请地方自治机关,将洗粉兜慈荫庵房屋,拨一半为贫儿院院址,所有开支经费,由一冰夫妇变卖家产,首先试办。”[2](p12)《贫儿教养院劝募基金启》:“呜呼,天下之至悲而无告者,其惟幼无父母之贫儿乎。然而贫不是忧,贫而无养,乃始是忧。昔养而不教,一旦长大成人,譬如不羁之马,无根之树,小之则为家庭之累,大之则为社会之蠹,问题之严重,诚无逾于斯者,善政之需要,亦无急于斯者。吾南浔贫儿教养院之设立,已有二十余年悠久之历史,故绅徐君一冰创之,历任院长继之。成绩虽不敢言良,然回溯此二十余年中,暑假寒假毕业以去而服务社会者,要皆克自树立,衣食粗足,人数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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