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3)02-0021-06 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清军中也开始逐步装备新式的洋枪洋炮。19世纪70年代以后，输入的洋枪洋炮中后装单发枪种类较多。主要有英国的亨利·马梯尼、美国的林明敦、法国的老毛瑟、英国的士乃德等。这些枪的形制、性能大致相同，其特点是：口径大，枪管长，枪身笨重，携带不便。（注：刘申宁：《晚清陆军武器发展述略》，收入《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64页。）与此同时，各种后膛炮也陆续输入，包括要塞炮、舰炮、野炮和山炮。主要有：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克虏伯式几种。（注：刘申宁：《晚清陆军武器发展述略》。） 当然，后装枪炮因为新颖、昂贵、配备极少，使用较多的是19世纪60年代输入的前装炮，种类主要有炸炮、短炸炮和线膛前装炮。 作为湘军主要将领，左宗堂本人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西人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远胜中土。”“旧式枪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注：（清）罗正钧著，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第272页。）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注：（民国）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第68页。）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这些近代化武器的配备，使清军战斗力明显增强。同时，也使运输规模和运输难度大为增加。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当时配备的洋枪洋炮，主要产地在国外（多系德国造），而采买地是上海，离西征大军可谓遥遥万里。其间要经过波涛汹涌的大海，然后沿长江到达武汉，再换马匹驮至肃州，运到前敌还要由驼骆来牵引。为此，左宗棠建立了庞大的转运机构，正如英国人包罗杰所描述的：他们（清军）“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古城设立了司令部，为保证他们和甘肃之间的交通，已组织了正规的信差来往，武器、后勤补给和人员源源不绝地穿过戈壁流向远征军”（注：（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00页。）。 一、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采买 当时，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注：（清）左宗棠著、邓元生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87-1996年，第327页。）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 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新泰来洋行、拿能洋行、马德隆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由于时过境迁，我们已很难准确知晓哪些洋行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但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堂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的可能性最大。凭借办洋务的精明，胡光墉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福枪“万数千枝”。 左宗堂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光绪四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他竭力主张对胡进行奖叙。他认为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遗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因此，认为“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注：（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588页。），要求破例给胡光墉赏穿黄马褂以示恩宠。户部经过一番议叙，批准了他的请求。从中可反映出上海转运局对军火和其他军需品采运的贡献之大。 二、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自行制造 后来，左宗堂感觉单纯从上海采运洋枪洋炮运道太长，费用太巨，所以先在西安后在兰州创办过制造局，就地生产。其中，于1873年（同治十三年）创建的兰州制造局对收复新疆的军火补给起过重要的作用。 当时，局务由总兵赖长主持（当时为记名提督）。（注：（清）宝鋆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故宫博物院1931年据清内务府影印本，卷50第19页。）左宗棠对之曾有“夙有巧思，仿制西洋枪炮制作灵妙”（注：《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4第62页。）的评价。制造局工匠多为“浙匠”和“粤匠”，虽也有“洋匠”，但中国工匠在该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产品可考的有：仿制德国“后膛螺丝大炮”，“延粤匠学造，已成大小二十余尊，与布炮大致无殊。”造轮架大炮，“又仿其意造二百余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亦殊合用。”（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5第41页。）造后膛上响枪，“局造已成数十杆，亦能及之”。改制劈山炮及广东无壳抬枪，“劈山架改用鸡脚”，（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5第42页。）“无壳抬枪，改照洋枪式，安宝嗒嘴，用铜帽子。”除此之外，还“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从1881年全局开销西洋、浙、粤各匠工银二万四千二百九十四两三钱一分三厘的情况看，（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47-448页。）规模不算太大。但是，由于赖长精于业务，所以军械质量能够保证，据说，俄国军官索思诺维斯基看到兰州制造局所造枪炮之后，“叹服同声，自此亦稀言枪炮矣。”（注：《左宗棠年谱》第300页，《光绪朝东华录》第307页，或参照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年，第349页。）光绪元年，在刘典的筹划下，火药局也在兰州成立了。自此，原先从海外购买的子药也可就地取补了。所造火药，经左宗棠检验并使用，认为好的已能做枪药。与洋火药相比，则洋火药每发只有二钱五分，土火药须要多加七分，力量才可和洋火药相等。可见，土火药与洋火药在质量上还是有差距的。至于其余种类的土火药则远不如洋火药，原因是子粒稍粗，不很过火。（注：《左宗棠年谱》第174页。）这样的火药用于战场，其威力自然逊色不少，但考虑到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总体面貌，也就不足为怪了。就这样，兰州变成了一个积蓄军火的大本营，武器和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敌。（注：《阿古柏伯克传》第2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