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已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的侵华行径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却忽视了在中俄边界交涉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肃顺。肃顺不仅直接参与了咸丰朝外交政策的决策，而且力制沙俄的领土领欲，影响了中俄关系的走向。以往研究对此虽稍有涉及，但过于简略；不仅史实时有讹误，且评论难持公允。本文结合清朝外交档案和外人部分专著对该事件过程作一评论，并将肃顺所为放于晚清对外交涉的背景中加以对比分析和思考，以全面认识肃顺在近代外交史上的地位。 一 在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成立之前，按照清朝规制，由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理藩院兼管对俄事务。肃顺从咸丰七年(1857)八月至九月出任理藩院尚书，后又以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咸丰九年(1859)后，肃顺日受咸丰看重，权威日隆，连军机处人员多为其所用，故对俄边界交涉事宜多其所为。1958年5月28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通过欺骗和武力恐吓等手段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试图割占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月13日，俄使普提雅廷又利用英法发动侵华战争之际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其中称“从前未经定明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实际上要求东北边界割占的合法化。12月17日，俄新任驻北京东正教监护官彼罗夫斯基为互换《天津条约》到京，咸丰帝派肃顺、瑞常与他谈判。肃顺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 首先了解一下俄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割占东北领土的。咸丰朝中期以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秉承沙皇旨意凯觎中国东北领土，咸丰七年(1857)后，这种步伐加快了。当时整个东北的最高统帅即黑龙江将军奕山。该人在鸦片战争期间畏于英国武力签订了《广州和约》，战后被道光帝革职圈禁，后迁伊犁将军，咸丰五年(1855)又调任东北，负责整个东北的军政事宜。迫于沙俄压力，咸丰八年(1858)四月初十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在瑷珲会晤并对换奉命印文。面对这位沙俄总督提出的“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海各岸，半属中国，半属俄国”的要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5，第911-912页。）奕山甚知其中厉害，断然拒绝。但穆拉维约夫步步紧逼，在次日的谈判中耍出新的花招，提出“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表现占据黑龙江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将“上述地区系归俄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注：［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卷3，第123页。）还称“俄国为负起在海上保卫国土的职责，应当占有滨海地区的一部分，而为使它能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保持联系，则必须在阿穆尔可（黑龙江）这条从西到东最佳水路两岸建立它的村屯”。并称在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划定中俄两国的边界“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天然而适宜的”。（注：［俄］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俨然以中国保护人的姿态出现，要求中国接受其领土要求。奕山根据《尼布楚条约》予以反驳。穆拉维约夫则将他与普提雅廷早拟好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要他签字。四月十二日，奕山派佐领爱绅泰赴俄船将俄方草案退回，并提出将“以河为界字样”删去，但俄国坚持“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5，第912页。）十四日，穆拉维约夫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奕山签约，又被奕山拒绝。穆拉维约夫恼羞成怒，当夜在其船上“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注：参见［俄］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1920年俄国地理学会南乌苏里江分会出版，第15页；［俄］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1944年伦敦出版，第305、307页。）企图采用武力恫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此招果然应验，次日奕出屈服，复派爱绅泰等表示愿意接受俄方条件，但指出乌苏里江一带，“系吉林地面”，黑龙江将军无权就改地划界问题作出决定，要求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字样。穆拉维约夫也知道奕山无权谈判乌苏里江地区的边界问题，同意改为“由两国共管”，（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5，第913-914页；《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册，第457-459页；《吉林通志》卷5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4-15页。）以后再求更多的利益。十六日，双方签订条约，主要内容包括边界划分和贸易问题。穆拉维约夫的初步目的就此告成。二十一日，穆拉维约夫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并乘船离开瑷珲沿江下驶。（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卷29，第1059-1060页；［俄］巴尔苏可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卷1，第514页。）这一条约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侵占，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申中俄“共管”，成为沙俄下一步的侵占目标。咸丰帝下令将奕山革职留任。肃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了对俄交涉的任务。 二 咸丰派肃顺专事对俄交涉，在与俄特使彼罗夫斯基就《天津条约》换文交涉时，俄使重提边界问题，从而成为肃顺的首次交锋对象。1859年1月13日，彼罗夫斯基照会军机处，称“乌苏里江至海口之中间地，在中国不过弹丸不毛之地，毫无伤损，与我国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分清界址，以期永远和好。”“倘蒙允准分界等事，我国情愿帮助劝令英国兵船回国，不致扰乱天津等处，息静干戈，实为两幸。”（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卷46，1750-1751页。）分明是要中国割肉自保。3月20日，彼罗夫斯基接到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训令，命令他另订新约，割占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中国西部边境大片领土，并扩大陆路通商特权。4月24日，在清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以俄方自译的满文本作为唯一正式文本互换《天津条约》，彼罗夫斯基使华任务告一段落。次日，肃顺与彼罗夫斯基商定俄使进京办法。 5月4日，俄使彼罗夫斯基节外生枝，将早已拟好的、补充《中俄瑷珲条约》及《天津条约》内有关边界走向和通商的八条大纲提出，摆出了真正意图，即“谋求割让滨海地区，为我们的贸易争取某些权利等等”，遭到肃顺和军机处的断然拒绝，“肃顺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瑷珲条约》，而军机处则称签订该条约是失当的”。（注：［俄］A·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5月15日，俄使再次照会军机处，要求清政府接受《补续和约》八条，并强调第一条（东部边界）“应急速立定”。（注：《彼罗夫斯基致军机处照会》（1859年5月15日），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卷，第181页。）5月24日，军机处照会彼罗夫斯基，驳斥其八条。5月28日，针对俄使的多次无理要求，军机处再次回复，并指出其来京换约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其离京，明确下了驱逐令。但彼罗夫斯基并不善罢甘休，在其6月13日的声明中道出其来北京换约只是小事一桩，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边界和通商等事宜。军机处具文驳斥。 因军事援华方案被俄国派往中国的俄国武官伊格纳切夫6月28日抵达库伦，两日后起程赴京。由于该援华方案被中国拒绝，伊格纳切夫又没有得到任何外交官衔，便冒充俄国“全权代表”，在中国境内颐指气使。（注：参见《1860年〈北京条约〉》，第6-8页。）6月27日，伊格纳切夫一行抵京。第二天，彼罗夫斯基行文军机处，说他将于7月1日离任，伊格纳切夫是来继续商议《补续和约》八条的，希望清政府满足俄国的要求。他还张言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就是违背“两国交好之道”，这无疑是赤裸裸的要挟。伊格纳切夫到京后，咸丰仍派肃顺、瑞常与他定期相见。6月29日，伊格纳切夫正式通知军机处，擅称他“来此接替彼罗夫斯基，旨在商讨与两国利益有关的各项问题”。（注：《1860年〈北京条约〉》，第9、24页。）但伊格纳切夫此时并无任何外交职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