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2-0106-11 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海外华人活动时，人们的眼光往往聚集在有特色的人物身上。欧美学者由于具备语言的优势，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天主教会档案，从中找到一些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的华人的踪迹。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有Michae!Shen（一般音译为沈福宗或沈复聪），（注：Theodore N.Foss,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1683-1692,in Jerome Heyndrickx(ed.),Philippe Couplet,S.J.(1623-1693):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Sankt Augustin and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Louvain,1990,pp.121-142；另参见韩琦《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1-165页，第142-146页讲及沈在牛津的经历。）黄嘉略（又作黄加略，乃其西文教名Arcadio的音译）。（注：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还有就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著的《胡先生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Hu)的主人翁John Hu（一般译为胡若望）。（注：胡可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1772年被一个耶酥会神父从广州带到巴黎，原来答应为该神父整理中国图书，后来因为行为举止让当地人难以理解，被看成发了疯而遭监禁在疯人院里达两年半之久。见Jonathan D.Spence,The Question of Hu,New York,Alfred A.Knopf,1988年。）史景迁还提到其他几个跟随天主教士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注：参见史景迁著、王海龙译《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跨文化对话》第七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69-187页。国内有关这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可参见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清廷曾经多次颁布禁止洋人偷载中国人出洋的命令。据《粤海关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议准“贸易番船回国，除一应禁物外，不许搭带内地人口，及潜运造船大木、铁钉、油、麻等物”；康熙五十七年(1718)又议准“澳门夷人夹带中国之人，并内地商人偷往别国贸易者，查出之日，照例治罪”；其后，雍正三年(1725)议准“附居广东澳门之西洋人，所有出洋商船，每年出口时，将照赴沿海该管营汛挂号，守口官弁将船号、人数、姓名，逐一验明，申报督抚存案。如出口夹带违禁货物，并将中国之人偷载出洋，守口官弁徇情疏纵者革职。……又复准西洋人附居澳门，如有夹带违禁货物，并中国之人偷载出洋者，地方官照讳盗例革职。”本文讨论到的几个中国人皆在18世纪后期赴欧，可能表示这些禁令到此时已经日形松懈，而黄嘉略更早在1702年便已出洋，似乎更显示这些禁令一直无法严格执行。见梁廷楠总纂《粤海关志》卷17禁令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又见道光《广东通志》卷180经政略23。）其实，在17世纪以后，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种种偶然的机缘，把一些比沈或胡更名不见经传的华人带上了欧洲的商船。他们经风抵浪，踏足欧洲国家，在当地只留下雪泥鸿爪，回国后也没有干过什么足以青史留名的事，自然就入不了后世中国史家的法眼了。不过，这类人物在当时华人足迹罕至的欧洲社会里，却往往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笔者2002年春在伦敦阅读文献时，便无意中“碰”上几位这样的人物，他们当时在英国的踪迹，零碎地留存在不同类型的英文文献里，如今捡拾起来，颇堪玩味。 “Whang Tong”：一个致函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行商食客 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班克斯函件》(Banks'Correspondence)中，有一封1796年6月18日发自广州，署名“Whang Tong”的英文信件。（注：本文所用的中国人名的拉丁拼法，皆沿用原文的写法。由于当时的中文拉丁拼音尚未统一，又受方言发音的影响，下文陆续出现的各种拼写略有差异的人名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物的名字。）这封信字迹清晰秀丽，语法略有瑕疵，如果不是受过相当程度的英文教育的中国人手写，就是当时在广州专门为行商服务的中国或外国英文秘书代书的。这封信的意义更在于，收信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时任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主席，（注：皇家学会于1660年成立，是英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科学团体。班克斯爵士在1778年至1820年担任该会主席，见该会出版之The Royal Society at Carlton House Terrace,London,1967.班克斯是目前欧美历史学家研究18世纪欧洲科学史最重要的对象之一，除了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外，还是英国多个科学组织的创办人。）是当时推动欧洲科学发展首屈一指的人物。以下是该信的全文翻译（按原格式）：（注：大英图书馆手稿部藏Banks Correspondence,Add.MS.8099.209。本文所有英文文献由笔者翻译。） 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从男爵 先生： 归国以来，曾接先生鸿雁，不胜感激，惜当时未能马上回复，今但投尺素，以示来函早已收悉。为表谢意，谨乘布朗先生搭乘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回英之便，托其送达以下各物。（注：据Hosea Ballou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Vol.II,"East India Company's Ships at Canton,1775-1804"，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于1795年到达广州。）乞祁鉴领，望勿见弃。 中国史书一套 茶叶一盒，共三种 珠兰茶两盒，装于一箱，上书先生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