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作 者:
杨华 

作者简介:
杨华(197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200062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列文森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进行剖析,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07.8;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3-0157-05

      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ather"讲座教授,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才华横溢、识见深刻、风格独特,被称为“奠扎特式的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曾评价道:“列文森在探讨近代化和文化演变问题上,锲而不舍,富有想像,在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的史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在许多读者心中他的著作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在五六十年代“具有巨大魅力”,“是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人物”[1](P47)。为纪念列文森卓越的中国学成就,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在他去世后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奖给那些每年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体、经济等方面研究作出贡献的学术著作。

      一

      列文森问津中国近代思想史,始于他对梁启超的研究。《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原为其博士论文,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书作为海外梁启超研究的开山之作,出版后使列文森一举成名。

      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中,列文森与梁启超的心灵展开对话,重点探讨了作为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其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列文森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价值”二分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2](P1)。他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成员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中被撕裂了”[2](P1)。他的这一发现一度为许多学者所称道,也为一些大陆学者所认同。在大陆学术界,这个命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列文森还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区别开来。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2](P1)。“在理智上疏离而在情感上倾向他的传统”(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and emotionally tied to his tradition)[3](P219)这句话,成为列文森贯串全书的—句名言。

      列文森在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坚持认为,梁启超在理智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仍然依恋着中国文化,然而除了这种情感上的联系,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很强的非连续性。列文森的这一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特别是两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灏和黄宗智都对此进行了批驳。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971年出版)一书中指出,当梁启超排斥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时,他在理智上仍认同其他一些方面,所以,“毫无保留地认为梁当时理智上已疏离中国传统,这将忽视他思想的辨别力,并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作出错误的判断”[3](P81)。黄宗智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梁启超无论在情感上与理智上都依恋着他的传统,特别是依恋着他得自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4](P34)。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直为学者所关注。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梁启超思想的特点和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特征。在海外的梁启超研究中,列文森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考察。不论其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单就提出问题这一点而言,列文森是锐敏而深刻的。不过,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列文森整齐划一的模式确实有失简单。张灏和黄宗智的研究弥补了列文森的不足,他们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自身发展动力给予充分重视,揭示出梁启超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复杂性。

      列文森关于“现代中国的三部曲”——《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它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列文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是书出版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杜维明曾经这样写道:“《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七十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5](封四)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中心论旨是中国儒家文明的现代命运,“这是现代最重要和最具吸引力的问题之一”[6](P249)。具体而言,列文森所要倾力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亚洲所有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只有中国经历了与其过去——儒家秩序的断裂,而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文化传统在进入现代世界时则保持了连续性?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在与儒家传统发生断裂的中国获得成功?列文森在这部皇皇三册的巨著中,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详细分析了明、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派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生动描述了儒家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曲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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