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不能不涉及梁启超等人竭力提倡的“史界革命”。20世纪初叶的中国，在西学大潮激荡下，各种新锐学者纷纷提出革新史学的方案，或开始着手新史的撰述，其中成绩显著的有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马叙伦、夏曾佑、刘师培、曾鲲化等（注：参见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3、4期。）。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晚清主张史学革新者众多，可影响最大的，却非健笔纵横的梁启超莫属。 今人分辨梁氏史学思想渊源，不难发现其对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多有借鉴。大约从1899年起，梁启超的著述中就可见浮田和民的影响；只不过在《新史学》中，《史学通论》的烙印最为清晰可辨。梁氏并非全盘照抄，撮述中有所调整，而且“叙述更紧凑，条理更清楚，再加上有特色的语言，使读者感到亲切易懂，其效果反较直接翻译为好”。据说这也是译本虽多（在1902-1903年间《史学通论》共有六种中译本），均不若梁文影响大的缘故（注：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5期。）。今人比勘译本，不难发现梁文虽有所本，但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发挥——晚清学者并不忌讳“借鉴”，关键在于是否“合用”。比如，对传统中国史学“四弊二病”的批判，便属于梁启超的自家心得。 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涉及政治立场、民族意识、历史观念、著述体例，以及述学文体等。以往谈论晚清以降的“新史学”者，多从立场及观念入手，本文则更看好表述方式。不完全是拾遗补阙，在我看来，“革命”一旦成为“口号”，就不仅仅是时代风气或思想潮流，同时也是极有感染力的文学表述。这一点，在文人气很浓的学者兼政治家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只是后世研究梁启超者，分属不同专业，其对原本血肉丰满、生机勃勃的任公先生的观察、判断与阐释，多基于自家立场及理论预设，“史界革命”于是与“文界革命”等无涉。而这一分割，无论对于史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史论述，都是一大遗憾。因而，本文之钩稽“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既指向史学，也指向文学。 一、“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 谈论晚清的“史界革命”者，莫不极力推崇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尤其是以下极富感染力的表述：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祝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注：《新史学》初刊《新民丛报》第1-20号（1902年2至11月），署名“中国之新民”，校订本收入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处引文见夏编校本545页。） 这段首倡“史界革命”的论述，犹如荒野中的“呐喊”，当年曾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可如此名言，必须与同年11月发表在《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比照，方能显示梁氏为文的特色：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未署名，刊《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改良群治”的“悠悠万事”，到底该惟谁为大，是“史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再联系此前两年的《夏威夷游记》，其中也有关于“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提倡。读读这些煽情的文字，你会发现，刚东渡日本的那几年，梁启超脑海里充满各种关于“革命”的想像。1899年底，赴夏威夷途中的梁启超，在船上畅想中国诗文改革的方案，提出日后被史家再三论述的“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子是也。（注：《夏威夷游记》旧题《汗漫录》，初刊《清议报》第35-38册，1900年2-3月。所引两则日记分别撰于1899年12月25日和12月28日。） 也就是说，从1899年底到1902年秋，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梁启超竟然连续抛出四个同样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小说界革命”。 这是一个需要口号的时代。能够敏感到思想及学术潮流发展之趋向，将众多零散的思考凝聚成一个口号，这是一种本事，需要某种“先知先觉”，更需要胆略与气魄。要说对西学的理解，严复远在梁启超之上；要说国学的修养，梁启超也无法与章太炎比肩。可作为思想潮流而被史家再三提及的，首先还是梁启超的“革命”论述。以一人而包揽晚清四大“革命”的命名权，而且在每场“革命”中都能以身作则，多有创获，这实在是个奇迹。只有在晚清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才可能出现如此局面。可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此四大“革命”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并非像日后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有各自独立的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