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概念是可以描述和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变迁的“关键词”之一，至今以“封建”为前缀构成的可观的系列词汇仍然有力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一概念以及所衍生的语汇群进入近代社会语言的中心以后，在现实政治斗争的作用下，经过对其所指的种种争论，其内容最终处境化地以中国本土的历史为基础，从而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原生形态的西欧封建主义的内涵发生了相当的错离。 从文本语言解释学的角度看，处境化是人们从自身处境对“文本”的理解及处理，因而带来的意义创新及转变。为此，本文试图客观叙述“封建”话语的兴起以及成为历史主流话语的过程，提示其有效地回应了现实需要的同时，又被现实制约带来的处境化变异，以期使今天的人们以其作思想表达时更好地循名责实。 问题缘起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封建”是个古老的政治制度概念，原指西周封建制度，泛及后来的封王授爵举措。《说文》曰：“封，爵诸侯王土也。”历史上柳宗元、马端临、顾炎武等人对封建制各有贬褒，但对“封建”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它主要是以封土为基础，亲贵为纽带的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民国初期有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争论，从中依然可以看到相关的传统评价的影响。 指涉现代意义上的“封建”内容最早始于梁启超。时值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倡行变法，对中西社会进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1897年10月，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将中国封建时代与西欧、俄国、日本社会变革前的时代同看作是“其相戕亦惨，其战斗亦多”的“多君之世”，欧日“一君之世”中国早已达到，所缺者可以改良而致（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1904年严复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译著中把欧洲的feudalism译为封建制。“三代封建，拂特之制耳。”严复按甄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是由“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当时欧洲的“军国社会”，而在“宗法、国家蜕化之间为封建”。验之于中国历史，严复认为中国从唐虞到周代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至今蜕化仍未能完成，“七分宗法、三分军国”。（注：严复：《社会通诠》译者序及其按语，《严复书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这样，严复实际上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处在封建时代中。这一看法不仅有别于梁启超，而且后来流行的封建社会的观点，于此也可见端倪。但梁、严皆认为这一时代与其说是儒家的理想社会，还不如说是相对愚昧、落后的时代。1915年秋，新文化运动兴起。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发刊词中对“封建制度之遗”的伦理、法律、学术和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6页。）随着新文化运动浪潮澎湃，“封建时代”在进步青年眼中遂成“野蛮半开化时代”。 用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话语描述中国国情起源于列宁。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对孙中山的土地改革纲领进行评价，认为这一旨在防止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产生于“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中“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的“封建制度”之上，（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实际上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列宁以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对有关问题作了测评，从而把相关的中国历史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的范畴内。十月革命后，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封建”由杨匏安从日本转译到中国。1919年11月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一名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述及阶级斗争时提到：“此两种阶级，在各个时代的种种形式表现，若亚细亚者，若古代欧洲者，若封建者，若现代资本家。”（注：《杨匏安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越出狭隘的封建农奴制关系范围。但是，它在摆脱这种状况的同时却不能接近资产阶级文化”，处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注：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一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据此，张太雷在其后提交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反对英属印度籍墨共代表罗易提出的“中国应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两条战线斗争”的建议，指出“倾向于反革命一边并联合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才是革命的对象。（注：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一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张太雷的意见为共产国际认可。这一认可对后来的“封建”为中心词构成的话语在中国流行是关键性的。 1922年2月莫斯科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列宁在欧洲革命失败后转向“东方”的一次动员部署会。根据列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有关理论，革命的对象应是封建制度。大会报告就中国情势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取一种军阀官僚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统治一种家长式的小农经济制度。”（注：中共中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第一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当时张闻天等人在会后将大会精神带回国内。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用“封建”概念指评时政，认为“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5页。）1922年4月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不到4000字文章中有22处用了“封建军阀”、“封建官僚阶级”、“封建资产阶级”等涉及“封建”的衍义词。（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4页。）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决定支持孙中山的事业，鉴于对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考量，其北方的敌手不仅顺理成章地定格为“封建军阀”，而且反对“封建”势力也成为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之一。当时不仅割据一方、互相混战的军阀确有封建诸侯“春秋无义战”之状，而且为激进青年所抛弃的孔孟之道也以周代封建制度文化作为回归的精神家园。因此，反“封建”很快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主流话语，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其矛头所指在当时是北方“封建军阀”及依附于他们的“封建官僚”。北伐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接过这套语言，以手中的话语权，经常将“封建军阀”、“封建党派”一类的“帽子”扣在其政治对手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