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2-0178-06 ［收稿日期］2002-11-08 文化政策是文化的一种政治表现形态，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意志与利益，是统治阶级在教育、新闻出版等具体文化领域实施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性规定、原则与要求的总称。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前清时形成的封建文化的鼎盛与一统被彻底打破，文化凸显出新旧杂陈并由旧向新转变的过渡性特征。这种由单一到复杂的文化发展走向不仅是当时激荡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文化领域的折射，而且也是清政府实施的文化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晚清政府文化政策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它亦不断发生演变，衍化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形态。史学界对于清代文化政策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晚清文化政策的调整内容和嬗变轨迹加以阐释，并将其与清前期文化政策做比较，以透析出其真实的内涵。 一 在经历了康乾盛世后，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呈衰败之势。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列强环伺，更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维护其统治，清政府不得不大兴洋务，锐意新政，以适应时变。因此，受经济、政治发展变化的影响，作为表达统治阶级政治意志的文化政策也被迫作出适时调整。晚清政府在固守“崇儒重道”为政策核心的同时，将“中体西用”作为并行的政策指导思想，开始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文化，并对已经落伍的文化政策予以调适甚至摒弃。 （一）“中体西用”文化观成为晚清文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 近代以后，西学东渐，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此为“中体西用”观之滥觞。洋务运动时期，冯桂芬建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P211)1895年，沈寿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一词。翌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指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3](P426)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系统阐述和概括了“中体西用”思想，清政府对该书大加赞赏，并谕令各省广为刊布。 在“中体西用”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文化措施，诸如创办新式学堂、广译西方书籍、兴办新型文化事业等。虽然这一指导思想仍以封建纲常名教为不可动摇之根本，体现了清政府维护儒学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但它却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合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这是清前期单一纯粹之“崇儒重道”的政策宗旨所无可比拟的。 （二）除旧布新：从制度层面变革教育政策 晚清文化政策的调整是以教育政策的转变为主线的，其调整力度最为彰显。科举制度之废止，新式学堂之创设，学生留学之派遣，均非清前期所敢想像。 科举取士是清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但行之既久，其弊日深，士人将其作为获取功名的工具，不复关心社会发展与国家命运。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屡屡指陈科举取士的弊端。魏源即批判道：科举以声音诂训相高，“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4](P163)。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但政变后又一度恢复旧制。“新政”时期，清王朝为挽颓势，只得再次变革科举制度。首先，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废八股而改试策论，并废止武科举。其次，逐年递减中试名额。日俄战争后，清廷的统治危机愈加明显。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名奏请废止科举制，奉上谕：自次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5](P59-65)。科举制的废除是近代中国文化政策的巨大变革，它有力地推动了新式学堂的进展，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进一步近代化。 在“除旧”的同时，清政府还不得不“布新”：从建立无系统的新式学堂到颁行规定新式教育体系的“癸卯学制”。清前期的学校教育以京师国子监和各省府、州、县学为主，书院与学校相辅而行。进入晚清后，中外交往愈见频繁，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旧式学校培养出的士子已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必须求助于新式教育。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兴办了一些外语、军事等专业学堂，并对陈腐僵化的旧式书院进行了初步改革。至“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下诏改书院为学堂，虽未及实施，但却为清末“新政”时期变革教育政策提供了“蓝本”。1901年，清政府再次颁谕明令书院改学堂，而且为了推行新式教育，还启动了学制的制定工作。1902年，清政府首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谕令张之洞主持学制的重新制定工作。经过数易其稿，《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行全国，是为“癸卯学制”。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建立，也表明中国新式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 新的学制体系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创建与运作均作出详细规定，其中既有普通学校教育系统，也有师范和实业等专门学堂系统。这些学堂的课程设置已初步具有门类较为齐全的特征，如高等学堂的学科设置已包括外国语、法学、心理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大学堂则几乎涉及到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门类。 除了由新式学堂来培养新式人才外，晚清政府还意识到必须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以主动、快捷地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洋务运动时期，在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的支持下，清廷先后派遣学生留学欧美等国。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又鼓励留学日本。推原其故，张之洞的论述最为精当：路近省费，“可多遣”；“易考察”；日文“易通晓”；日人对于无裨实用的西书已“删节而酌改”[6]。1903年，清廷颁布奖励留学章程，对回国之留学生，分别奖励出身，“已有出身者，给以相当官职”[5](P183-184)。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一股留学热潮迅即掀起。留日学生人数1903年仅1300人，1906年竟增至1.2万余人[7]。留学政策的出笼与施行表明，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它对近代中国教育革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