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3-0028-07 清末民初学术流变，既有学术内涵的变化，又有学术建制的革新。透过转型中轴期(1895-1920)学术社团的兴替和教育机构的演变，比较能够客观地观察到其间学术流变的基本理路。不过，就笔者有限所及，着眼于这一视角的研究还不多（注：关于学术制度化方面，不少学者已有注意，例如台湾青年学者刘龙心对晚清学堂的研究就颇有见地（《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学术社团方面的研究，桑兵等先生的著作有所论及（如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参考和充分借鉴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本文将仅以清末长江流域的国学保存会为个案，尝试性地探讨在学术内涵现代化方面，学术社团所充当的角色。 一、从国学保存会观察清末长江学术 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群体思想趋向。虽说中国古代即有“以文会友”的结社传统，但由于历代专制政权的打压，空间十分有限，明朝后期实行党禁后，更是一蹶不振。直到晚清西方势力闯入，引发民族危机，才出现近代中国第一代社团，为了“益智”、“合群”，挽狂澜于将倒，甲午战争后，成立学会保国保种成为精英分子的共识。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集众人之力组建的众多学会，最大限度地开发了民智，法、德、意“皆有会而兴国”[1]，所以“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2](p19)。1896年，汪康年拟订了一个《中国学会章程》，建议清廷颁行，以便提倡“布衣议论国是”，与此同时，强学会、南学会等一批近代社团应运而生。这批社团固然重心在政治改良方面，学术文化方面也颇有起色。除了政治性社团非常注重学术发展，还有一些较纯粹的学术社团，如质学会（武昌）、算学会（浏阳）、苏学会（苏州）、测量会（南京）等。事实上，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诸人，从一开始就将学会主要界定为学术组织，只是这种学术最终服务于社会进步而已。例如谭嗣同说：“大哉学会乎！”“学会成而学成，近之中国，远之五洲，……菁华会萃，终朝可定，于是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3](p437)；梁启超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2](p18)；章太炎也说：“中国之积弱，在不能合群以张吾学”[4]。 随着魏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逐渐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学术渊薮，传统文化底蕴相当丰厚，加上近代又是受欧风美雨洗礼较早、较开放地区，所以中西交汇得天独厚（黄河流域虽传统学术底蕴仍然富足，接触西方文化却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珠江流域在接触西学方面占据先机，传统文化底蕴却逊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内地其他地区也不具备“中西兼学”的优势），学术社团的发展从而也独占鳌头。尤其在中西学术交汇焦点地区的江浙一带，更是活跃异常。据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的革命团体》所列举的各地学会统计，立宪团体中，政治类21个，长江流域就占11个，政治中心北京虽占9个，其中大部分却是包括长江流域旅京人士在内组建的地方性社团，如蜀学会、保浙会、保川会等。教育译书学术类40个，长江流域更是占到31个。革命团体中，政治类58个，其中21个设在国外，设在国内的37个，长江流域占23个，而国外革命组织也以长江流域尤其江浙人士居多。教育译书学术类组织共列5个，基本都在长江流域。当然，张玉法先生的列举，正如不少论者指出的，尚不完善，据此立论不一定精确，但大体上能说明问题。 清末的学术社团，以1903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段。前一时期，从政治倾向看，以维新立宪为主，从学术倾向看，以引进西学为主；后一阶段，多数社团政治上主张革命，学术上主张古学复兴（也有少数革命团体主张全盘欧化，如“新世纪”派等）。这种态势在长江流域学术社团发展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于政治倾向的转变，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无庸赘述；学术立场的转变，可以提出的理由有两方面： 外部原因是学术服从政治的需要。庚子之变后，人们渐渐感觉到，要起衰振弊，单纯输入欧西新学远远不够，必须还要唤起国人的自信心。这一点在革命潮流兴起后尤其突出。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否值得，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值得拯救，祖国文明的可爱无疑是革命救国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同时，一部分革命派在反思民族危机时，感受到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无怪乎除《新世纪》等少数革命派外几乎所有革命报刊（俱为新式知识分子所主办）都有“发思古之幽情”、重新肯定旧学价值的倾向，在这种时境下，国粹一词成为风行一时的时髦用语。此外，当此之时，维新派政治上已经蜕化为保皇派，反对推翻满清，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通过强化传统的“华夷之辨”来推进革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