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3)03-0013-07 一、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等晚清出洋大臣史料的新近刊布 晚清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等出洋大臣，系近代中国最早出国的知识分子[1]，他们在外国尤其是在欧美的记载（如奏章、日记、札记、随笔、唱和诗词等），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认识西方的重要文献，向来为学界所重视。 近二十年来，晚清出洋大臣史料的不断刊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这其中，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2]、90年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注：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全十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1997年3月版。光绪六年(1880)上海《申报》馆刊印了张德彝初次随使泰西的《航海述奇》。此外，又有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铅印收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航海述奇》本刊行（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卷54，第58-101页）。张德彝生前已刊行了《四述奇》，共三个版本：其一为光绪九年(1883)京师同文馆的铅印刊行本；其二为光绪十七年(1891)《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后者将《四述奇》中相关部分拆解成《随使日记》（第11帙，卷56，第210-292页）、《使英杂记》（同前，卷57，第293-340页）、《使法杂记》（同前，卷57，第341-346页）、《使还日记》（同前，卷57，第347-359页）等四种；其三为清末安雅书局刊印本，具体年代待考，注明《总署官书钞·使俄日记》，系张德彝按照晚清外交制度按时寄回北京总署的“汇报”为据，采使俄部分而成。内容为《四述奇》中随崇厚赴俄谈判中俄边界使事，可称“使俄杂记”。至于张德彝记述其驻英公使生涯的《八述奇》，宣统年间也曾刊行过石印本，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多次引用（见该书第157、1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以上三种述奇张德彝生前曾刊印。张德彝在晚年亲自誊清日记，标注“张氏本宅藏稿”后分装于牙轴布封之函，成为一套文字清晰、保护考究的稿本。稿本每次“述奇”前面都有明确纪年的“自叙”；以及内容、格式几乎完全相同的“凡例”。可以看出张德彝生前有全部印行的想法，可惜真正实现是在他去世六十多年之后。但是，无论从刊行本、还是稿本，张德彝随使日本的《七述奇》均未见。在张德彝去世后编成的荣哀录《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张公集》（民国年间铅印本）中也没有提到这次使事。据闻是被毁了，时间应在张德彝生前，从张德彝的稿本、年谱来看，均可知所缺部分为使日的记录（薛英、鲍国强：《稿本航海述奇汇编·出版说明》），看来张德彝对于这次使事不愿透露一字。张德彝去世后，诸述奇手稿由次子张仲英（荣骥）保存。1951年，年逾古稀的张仲英为了不使父亲的稿本散失，让儿子张祖铭将全部稿本捐赠于北京图书馆，入藏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此后数十年无人披阅。1979年冬，钟叔河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将张德彝稿本发掘出来。从1981年起，前四部述奇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纳入“走向世界丛书”点校或标点出版，即：1981年1月出版的《航海述奇》（钟叔河校点）；1981年11月出版的《欧美环游记（再述奇）》（左步青点、米江农校，按米江农为钟叔河笔名）；1982年2月出版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左步青点、钟叔河校）。此外，仅见有张德彝《随使德国记（五述奇）》、《再使英国记（六述奇）》、《使欧回忆录（八述奇）》的出版预告，却未见三书出版（参见左步青点、钟叔河校《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之封底）。从1984年11月起，岳麓书社将张德彝的前四部述奇、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等合订再版，仍冠名“走向世界丛书”，其中第一辑共十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合订于第一册，出版于1985年5月；《随使法国记（三述奇）》装订入第十册，1985年7月出版；《随使英俄记（四述奇）》装订入第七册。此后，就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3月影印出版的十册本《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了，这是《航海述奇》的定稿本，又有不少系首次刊布，史料价值非常高。）等书最为珍贵。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黎庶昌等人所周知，他们的著作也大多刊印，而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关注者极少，事实上，这些史料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 以薛福成而言，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薛福成于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1889年5月15日）受光绪帝谕命出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次年三月四日（1890年4月22日）到任，直到光绪二十年七月三日（1894年8月3日）卸任[3](P3)。在驻英、法、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近五年时间中，他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字，其中不少是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材料，仅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中就有多处。 如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道：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1890年5月9日），“《泰晤士报》云，印度《加尔各搭报》称，中国升大臣于西五月初三日（中三月十五日）离大吉岭往拉萨，西兵声炮排队相送”[4](P3)；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890年8月19日），他记述了藏军在保卫隆吐山之战中的情况[4](P183)；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890年8月20日），他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签订及内容等情况[4](P184-185)；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92年12月20日），他记道：“云南侯补道姚文栋禀称：自去年至今，英人开通西藏道路计有两处”云云[4](P676)；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他记道：“夫西藏与印度密迩”，“此天所以限中外也”，但是近来“英人不惜重费开通道路，其注意西藏通商，久矣”，对英人扩张表示了担忧[4](P853)；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四日（1894年5月8日），他在再次记述了中英《印藏条约》的内容后，认为“西藏边境野洞地方”“现虽生理无多，将来必可兴旺”，对西藏亚东边疆地区贸易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4](P953)；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六日（1894年5月9、10日），他记述了印藏通商及邮驿、一妻多夫等情况，认为一妻多夫是“西藏风俗最奇者”，他从传统儒家观念出发，感到“可怪也”[4](P954)。类似薛福成上述关于藏区历史、文化的记载，在晚清其他出洋大臣如郭嵩焘、曾纪泽、黎庶昌等人的文稿中还有很多，笔者在《从近代汉文史料看藏区一妻多夫婚姻制度》等论文已述论之。本文以下仅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为例，试述晚清驻外使臣日记对于藏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 张德彝（1847年12月18日—1919年2月8日），原籍福建，后迁辽东铁岭。至清初张氏家族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入关始世居于北京。张德彝出生时张家已经破落“早岁入塾，家贫，学费每给于舅氏”[1](P91)，家境中落。咸丰十年(1860)，由于中外交涉的增多，清廷正式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音译Tsungli Yamen，意译Chinese Foreign Office)，以恭亲王及桂良、文祥三人主持。次年(1861)，三人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提出了开馆的具体方案[5](P24-26)。至于学生则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招收，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对“夷语”的歧视，官宦及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愿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家道中落又无背景的十六岁旗籍少年张德彝作为“义学生”得以入馆学英文，不久学馆定名为“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