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3-0032-07 绅士阶层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权等级阶层，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一支制度化的“在野”力量，具有封建性、权威性、流动性、地方性、在野性等特点[1]。但饶有兴味的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大变动中，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绅士阶层亦发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一部分绅士背叛本阶级，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笔者称之为“绅士革命化”现象。然而，史学界对这一具有典型意义且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鲜有探讨。本文即对此现象进行初步地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在清政府灭亡之前（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未被废除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参加科举考试是最主要的方式）猎取功名职衔是一种社会常态，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博取功名而不懈“奋斗”。如“老胡子革命家”谭人凤曾先后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他自言：“余三十六岁前尚泥于试帖词章，未研究时事”[2]。甚至已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先后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南京矿路学堂）的鲁迅于1898年12月在家乡探亲时，被本家叔辈拉去参加会稽县县试，初试考中。若不是因为鲁迅对封建“功名”不感兴趣，拒绝参加县试后的府试，完全有可能戴上秀才帽。[3]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03年参加科举考试未中，1905年亦“原是报考秀才”，但正赶上了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结果考进了中学。[4]上海末科秀才、1991年才逝世的苏局仙（中国最后一个“秀才”）坦言：在好不容易考中了末科秀才之后，如果当时不废除科举制度的话，我可能还会埋头苦读，指望进一步考上举人、进士什么的，甚至还会有“状元及第”、“金榜题名”的美梦呢！[5] 但耐人寻味的是，有一部分具有封建功名或职衔的传统绅士，最后却背叛本阶级、走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就具有秀才功名；而于右任在中举之后，还去开封参加会试，要不是因为“昌言革命，大逆不道”而被清廷下旨捉拿、被迫逃跑的话[6]，他还有可能获得进士功名；投身辛亥革命、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亦具有秀才功名。这就是“绅士革命化”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指具有一定功名或职衔的传统绅士从旧的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走向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至此，他们不再以原有的绅士身份发挥作用，而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判断绅士是否革命化的标准。笔者认为，标准有二：一、其思想是否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二、其实际从事的斗争是否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我们以原来具有绅士身份者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是否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和政党为绅士革命化的主要标志。那些尽管未参加革命组织（因为不可考或确实未加入，或只参加了革命团体的外围组织），但主持和参与了重要的革命舆论宣传活动或反清武装起义的革命志士亦归于此类。至于那些曾经领导过武装起义的绅士，如向道隆（秀才）、贺金声（附贡生）、唐才常（拔贡）等人，由于他们都对清朝统治者存在相当的幻想（如贺金声希望俞廉三来“倡定大业”，唐才常亦想借重张之洞谋求两湖独立，进行“勤王革命”），所以尽管他们的行动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也不能说他们已经革命化了；而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但未加入革命团体（有些甚至还参加过革命团体的外围组织）的绅士，以及在辛亥革命中附和革命的绅士，都不能认为是革命化的“绅士”。 二 通过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外围组织和中国同盟会、科学补习所、共进会、文学社、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成员的身份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辛亥革命时期，“绅士革命化”绝非个别情况，而已经成为绅士分化的一种重要路向，主要人物见下表：
说明：1.此表统计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原来具有绅士身份的、有一定代表性的革命党人84人，为不完全统计。 2.资料主要来自《湖南省志·人物志（上）》（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编《三湘英烈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二卷）（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皮明庥等编《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贺觉非《辛玄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朋园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32辑，1982年）、《革命人物志》（台湾版）、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卞孝宣、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等，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年谱等资料。如须力求著《胡汉民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瑛著《朱执信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理、夏潮著《汪精卫评传》（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许有成等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