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政区变革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政区变革的得失是清末新政成败的一面镜子。本文探讨清末新政时期的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具体考察各种建省动议的前因后果,以期为观察清末乃至民初的相关政治变革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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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疆域版图在清代已基本上确定;与此同时,国内政区也已大致定型,只有一些较小的变动。(注:据考证,清前期已有25个一级政区: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8省,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西藏、西宁2个办事大臣辖区。清末,改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4个将军辖区为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4省,福建省的台湾府升省后又在1895年割让于日本。所以,清末仍是25个一级政区:22个省和3个特别区。参见永和《清朝末年我国的政区》,《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又,清代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各盟旗直属于理藩院管理,另设有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和热河都统。)故以往学术界关于历代政区沿革的研究论著一般都是详远略近,尤其对清代大都着墨不多,所述甚简。

      关于清末政区变革问题,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台湾建省与新疆、东北改行省。至于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则因为或分而即合,或议而未建,故不太为人所注意。

      关于苏淮分省,因在清末分而即合,《清史稿·地理志》中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光绪三十年,又设江淮巡抚,驻清江浦,寻复故”(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8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84页。)。又因此举源于张謇的徐州建省动议,故在一些张謇传记著作中都有所涉及(注:参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17-119页;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5-207页。),但也较为简略。除此而外,笔者未见详述原委的专论。关于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因在清末议而未建,《清史稿·地理志》只字未提;但在民国时期都成为现实(注:热河、绥远、察哈尔于1928年9月建省,西康于1939年1月建省。参见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5、209、214页。),因而一些有关各该省的著作在叙述其历史沿革时都略有追溯(注:参见纪霭士《察哈尔与绥远》,文化建设月刊社1937年版,第16页;杨仲华《西康纪要》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56-361页。)。另外,在一些有关清代边疆政策与清末边疆新政研究的论著中也稍有论列(注:参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汪炳明《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策《评清末在川边、西藏的改革新政》,《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但也未见有专题研究。

      政区的设置是中央统治地方的手段,政区的变动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行政区划既是国家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而设,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关系,所以是一种政治现象。”“行政区划作为地方政治制度的一翼,其创设和变迁,首先要服从于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注: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41-142页。)政区变革往往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这是观察政治变动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本文拟对清末新政时期的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做一专题论述,着重考察各种动议的前因后果,以期为观察清末政治史尤其是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一、裁撤漕运总督与苏淮分省始末

      清代江苏的地方行政制度颇为特别,境内有2督1抚3个中心:省级行政长官有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漕运总督驻江北淮安之清江。虽漕督自有专职,但因其兼有巡抚事宜,而与地方吏治密切相关。在清末,正是由于漕运的衰落,在裁废漕运总督的过程中便出现了苏淮分省问题。

      苏淮分省起因于张謇的徐州建省动议。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拟就《徐州应建行省议》,系统地提出一个徐州建省计划。首先,他说明了徐州建省的重要性。一方面,徐州古往今来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其地为古今主客所必争者,莫如徐州”。徐州地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省交界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能经营徐州,蔚为雄藩,皆可以左提而右挈之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徐州建省具有抗衡英、德侵逼之“外患”与消弭会党起事之“内乱”的战略意义。“今天下大势:英之兵舰梭织于长江,德之铁路午贯于山东。谋蔽长江,则势力必扩而北;谋障山东,则势力必扩而南。南北之际,徐为中权。平原荡荡,广袤千里。俗俭而僿;民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踵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近数十年,复有会匪之勾结,教士之浸权。设不早计,祸发一隅,牵动全局。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省。”徐州处四省交界之地,各省政治势力鞭长难及,本为“内乱”之渊薮;如今又夹在英、德势力范围之间,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则很难抵挡英国势力的北犯和德国势力的南侵。“其在今日,非建行省设巡抚,则断乎不可”。

      其次,他规划了徐州建省的具体办法。他建议以徐州为中心,从苏、鲁、豫、皖4省各分出一些州县,划归徐州行省。计有江苏徐州府属之铜山、肖、砀山、丰、沛、邳、宿迁、睢宁,海州之沭阳、赣榆,淮安之安东、桃源;安徽凤阳之宿、灵璧,颖州之蒙城、涡阳、亳州,泗州之五河、盱眙、天长;山东沂州之兰山、郯城、费、莒、沂水、蒙阴、日照,兖州之滕、峄,济宁之鱼台、金乡,曹州之曹、单、城武;河南归德之商邱、虞城、宁陵、鹿邑、夏邑、永城、睢、考城、拓城。共45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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