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之史籍，罂粟在四川等地有较长的种植历史。早在唐代，四川已有罂粟。而后，川滇黔不乏有关罂粟的记载。如明代《洪雅县志》，将其列入花之属（注：束载、张可述：《洪雅县志》卷3《物产》，嘉靖刻本（天一阁藏书）。）。清代，各地志书中关于罂粟的记载不胜枚举。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的罂粟并不是罂粟科中的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而是其他品种，“华种攒瓣，如芍药；惟夷种单瓣，故结实尤大”（注：任可澄等：《贵州通志》，1948年铅印本，《风土志四》第42页。）。我们认为：鸦片罂粟（夷种）由印度引入滇西，西南地区农户种植罂粟制作烟土的时间不早于19世纪初。 嘉庆年间，瘾民增多，供应短缺，烟价上涨。利益的诱惑，滋生偷种行为。鸦片罂粟从印度经缅甸引进滇西再传至贵州、四川，影响全国。 一、鸦片传入概况 （一）鸦片罂粟传入云南概况 嘉庆末年，滇西发现偷种现象，影响逐渐扩大。云贵总督庆保、明山，云南巡抚韩克敬等均采取措施予以禁止。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禁令成为一道道具文，难以产生效力。反之，在官吏、士绅及土司头人的庇护下，鸦片危害有所发展，“云南一属，种罂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8页。）。种植、贩运和吸食成为公开秘密，形成禁者自禁、种者自种、共容一地、和平相处的局面。 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邵正笏奏请朝廷，指出鸦片的恶劣危害，以及“近年内地奸民种卖鸦片烟，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等现象。道光皇帝阅读这道奏折后，深感不安，要求各省督抚饬令下属厉行查禁，严惩偷种和贩运，消除危害；并于年终时必须上奏一次，便于中枢检查督促，毋致日久生懈（注：齐思和等：《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19～320页。）。 不久，云贵总督阮元汇报：“查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壤接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吹食之事。至沿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民人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贵总督阮元奏折。）。承认偷种的事实。 在中枢压力下，阮元制定禁烟方案，采取措施加以查禁。如，每年秋季罂粟下种前，各地衙门公开告示，禁止种植；发现偷种者，没收田地；冬季及春季罂粟萌芽时，各属官员会同营员巡视锄铲；拿获偷种者，首犯充军、胁从拟徒，治以重罪；省府派遣若干委员，划分查禁范围，深入各地，督促纠察，确实禁令。民族聚居区，官吏督促土司头人积极查铲。发现偷种，予以拔毁，枷责偷种者，没收田地，作为练田，招练承种；如果土司徇情容忍，立即参究，决不宽恕（注：王梅堂等：《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52～255页。），等等。不过，对此方案的实际效果，道光皇帝深表怀疑，硃批“所议皆不过纸上空谈，于事何济”！（注：《鸦片战争》第1册，第328页。）透露担扰心情。 道光皇帝的批评不幸言中，在官吏的敷衍或包庇下，鸦片危害没有得到消除，反呈现蔓延的趋势。道光十八年(1838)，御史郭柏荫上奏朝廷，反映实情。“云南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获利十倍于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并明目张胆开设烟馆贩卖烟膏者。其价廉于他省，近复贩运出境，以图重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云南巡抚伊里布奏折。）。指出云南鸦片危害久治难绝的原因，固然与烟农贪恋较高的回报、产生偷种的冲动分不开；更在于各级官吏的包庇怂恿。次年，御史陆应谷就鸦片泛滥现象向朝廷汇报，恳请高度重视，采取行动，消除危害。 但是，这些请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偷种现象反逐渐发展。产量的增加，供给的方便，扩张了吸食习俗；大量的烟土流出滇省，贩运四川、贵州，分流华北、华中等地，培育了瘾民，扩大了消费。在利益的诱惑下，部分农民也尝试偷种，祸种北上，侵噬川省！ （二）鸦片传入四川概况 道光中叶，鸦片罂粟由云南引种四川，安宁河流域发现偷种现象。宁远知府宣瑛得知此事，饬令属员派遣差役，会同土司头人，慎密稽查，宣传烟禁，铲除罂粟，改种粮食。“如境内敢有奸民私种罂粟等花者，即将其人严拿到案，按例究办，并将所种地土全行翻犁，以免滋长”（注：四川省编辑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第268页。），将偷种扼杀于萌芽状态。 此时，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订立《南京条约》。战败的结局及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寓意清政府先前的禁烟行动宣告失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虽然没有放弃禁烟，事实上既难查也难禁。 恶劣的环境助长了偷种行为的蔓延，安宁河流域的偷种现象久禁难绝；黑流东向延伸，侵蚀凉山彝区。“滇土由夷地行，贱食贵买，夷人利之，由会理州至冕宁、西昌一带，分途私售”（注：袁英光等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67页。）。接着，罂粟流入川中盆地，资中等地发现种植；不久，引种川东地区。涪陵夏自任在《年岁记》中记载：“次年，丙午（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鸦片渐出，屡为颇种，虽属大有，米价亦复不少”（注：蒲国树：《建国前涪陵的鸦片》，《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表明鸦片已广泛种植，成为农民家庭的重要收入。“缘崖楼栈万人家，尺地膏腴错犬牙；莫种桑麻种罂粟，东风催放早春花”（注：林孔翼等：《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