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1-0120-05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军政领袖。其特殊的经历使他集眷顾传统文化的旧式士子与热衷西学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于一身。与太平天国史研究整体趋冷的境遇不同，有关洪仁玕的经历及其思想特征的研究始终吸引着学者的目光。据笔者统计，迄今共发表有关洪仁玕的各类文章170余篇，出版著作、资料5部（注：郦纯：《洪仁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扬州师范学院编：《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沈谓滨：《洪仁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姜秉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蓝图——论洪仁玕新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些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及社会思潮的著作也对洪仁玕的思想多有论及。因而有必要对洪仁玕研究的历程作一回顾与展望，冀能有裨于日后的研究。这里仅将相对重要或曾引起较多争鸣的问题作一述评。 一 早在1865年，英文版的《华北先驱周报》就刊登了《洪仁玕供辞》。民国年间，简又文、萧一山、胡友棠等在《逸经》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有关洪仁玕的文章，主要涉及其供辞的回译、考证以及《资政新篇》等问题。这是洪仁玕研究的起步阶段。 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后至“文革”前，出版了郦纯的《洪仁玕》一书，公开发表研究洪仁玕的文章有10余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总体评价而展开争鸣。既有人将他视为“革命阵营中的改良主义反动思想家”，也有人认为《资政新篇》的提出表明洪仁玕是属于幻想性的人物。有的则将洪仁玕定性为“近代中国开始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注：侯外庐：《论洪秀全与洪仁玕》，载《新建设》1952年第4期；苏诚鉴：《试论洪仁玕》，载《光明日报》1955年9月1日；王永康：《论洪仁玕及其资本主义改革思想》，载《史学月刊》1957年第5期。），这是较为客观平实的观点。对于《资政新篇》，有人认为不能因其未涉及土地问题而否定那些进步性的要求；也有人指出，《资政新篇》虽未实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思想发展的新趋向，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力图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改革方案。（注：路遥：《论洪仁玕》，载《文史哲》1956年第1期；李竞能：《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两种看法都基本肯定了《资政新篇》的历史地位。 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对《贤政新篇》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未能实施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总体而言，视野不够开阔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是研究中的不足。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学界对洋务运动总体否定的语境也对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文革”期间，洪仁玕被看成是洪秀全革命路线和尊法反儒的代表者，公开发表有关洪仁玕的文章约有10篇，美化和拔高成为主要趋向。唯一值得提及的是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发现了干王遗墨等新史料和出版了《洪仁玕选集》。此外，个别国外学者已将洪仁玕的研究同现代化联系起来，预示了研究的新趋向。 二 近20多年来，我国大陆共发表有关文章150余篇，出版著作、资料4部。此时的研究视野相对开阔，采取了多角度的审视，而且更多地转入微观研究，使研究逐渐趋于深入。 （一）洪仁玕的政治主张及实践。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以资本主义强国为模式，意在改革太平天国政治的主张。其中包括整顿吏治，“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设立“新闻馆”和“兴乡官”等。这一时期，学界从总体上肯定了洪仁玕政治主张的进步意义，不再以太平天国旧有的政治体制为标尺，而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化潮流为参照系，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评判。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界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其一，就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的目的引发了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洪仁玕在政治上提出的某些具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希望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巩固君权；洪仁玕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农民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阶级局限性，这是他无法突破封建君主制藩篱的内在因素。（注：林庆元：《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何植靖：《论洪仁玕的改革》，载《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与之相左的意见是：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禁朋党之弊”是为了防止弱本强末，以避免“为君之权谋下夺”[1]；洪仁玕试图克服分散主义和加强中央集权，正切中了时弊。“禁朋党之弊就是针对洪仁达集团的，而能否消除这个腐朽集团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治有无转机的关键”。[2]实际上，作为太平天国的忠实拥护者，洪仁玕竭力维护洪秀全的权势与尊严，以保持太平天国的政治稳定。这是其身居天国总理之职责所在，本无可厚非。在此意义上，上述争论双方都无异议，不同之处仅在于如何看待洪仁玕“拥君”的内涵和外延。前者将之视为维系封建君主专制的反民主举动，后者则以其有利于天国政治、军事的复兴而加以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观点的背后都暗含着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