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50年来的黄兴研究，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前黄兴的表现，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在组织革命政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展革命宣传，以及筹集革命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推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者的分歧，集中在民国初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黄兴的言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在评价上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说黄兴“日以右倾”，有的说在他身上妥协性“已占了主导地位”，“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影响所及，在人们眼里，黄兴就成为当时右倾路线或称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提出这些观点，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有历史因素。这是涉及对黄兴一生评价的一个根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提高理论认识，其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按当时的本来面目，全面进行评论。为了推进黄兴研究，下面拟就民国初年涉及黄兴评价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述评。 一、民国初年孙黄之间有无路线分歧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分化，这也是无庸置疑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当时公认的领袖之间，是否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政见分歧这时更加深化，已经有所谓孙派、黄派之分；孙中山代表坚决反抗一派，黄兴代表妥协动摇一派，而多数党员则显然是跟着右翼领袖走的。”（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文汇报》1963年5月30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黄都没有放弃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想，他们既然都是反袁，客观上当然也就反对了支持袁世凯的帝国主义。这是孙黄的主要共同点。他们的分歧和这个共同点比起来毕竟是次要的。所以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分离，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分手，并且依旧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孙黄的分歧就是如何总结失败教训，如何维护共和国方案的分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37～38页。）两种意见孰是孰非，亟待进一步研究。 所谓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等等。从民国初年孙黄的所作所为来考察，孙黄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分歧。他们都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和维护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总的思想路线上不存在分歧。政治方面，最关键的是对袁世凯的态度。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期间，孙黄一方面竭力争取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以让袁当共和国总统作为条件；另一方面对他也有一定戒心，担心他掌权后实行专制独裁。所以才提出必须遵从临时约法、定都南京、袁须南下就职等条件。后来，孙黄北上与袁商谈政见，结果都解除了防袁的思想戒备，孙中山表示极盼袁当总统十年，练兵百万；黄兴则说“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并劝他加入国民党，请袁来作国民党的领袖。宋案发生后，孙黄如梦初醒，对袁世凯都有一定认识，但在反袁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但不是反袁和不反袁的分歧，谈不上是路线分歧。可以说，民国初年，孙黄在对袁态度上，尽管一度发生分歧，但还够不上是路线分歧。军事上，建设一支忠于共和民军，作为维护共和的军事保障，应是当时最关键的军事举措。黄兴作为军事主帅，虽然曾因财政困难，在被迫大力裁军的形势下，竭力保留第八师，借以保存革命骨干，但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强训练。不久，八师的大部分即分调湘赣。这应是一个大失误。黄兴对此负有责任。可孙中山身为主要领导人，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什么建树。至于二次革命中武装反袁问题，将在后面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后，在组织路线方面，主要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要另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也拒绝加入，造成组织上一度分手。但责任似不在黄兴。黄兴尽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没有另立组织，而且主张对国民党认真整顿。到了护法运动时，孙中山也意识重建中华革命党不妥，决定“整顿党务”，重订党纲及章程，把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因此，如果认为是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责任也不在黄兴，而在孙中山。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国初年，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确实产生过分歧，但基本上属于政见上的分歧，不属路线分歧。把黄兴说成是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不合适的。 二、如何评价民国元年南北议和 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中华民国得以成立，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得以取代君主专制统治，是南北议和的直接成果。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同样也与南北议和密不可分。对于这次南北议和，从革命党人方面来说，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前，主要由黄兴主持；孙中山归国特别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主要是由孙中山主持。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以及黄兴应负何种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黄兴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在南京，孙中山曾经主张继续战斗，依靠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一些力气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黄兴和一些人还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注：金冲及等：《论黄兴》，《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3页。）另一种意见则提出，黄兴“没有识破袁世凯以窃夺全国政权为目的的和谈阴谋，满足于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和成立‘民国’的口头许诺，与之达成妥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孙中山和黄兴在对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因所处的境况不同而稍有差异。”（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0页。）3期，第25页。）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 首先，对“妥协”要根据实际予以区别，不宜一概否定。笔者在《黄兴评传》中即指出，妥协有两种：“有无原则的妥协，也有不放弃原则的妥协。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甚至于牺牲根本利益去谋求妥协。这类妥协，当然是必须反对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暂时对敌人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因为这不是无原则妥协，而是有原则的妥协。”（注：萧致治：《黄兴评传》第224～22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还举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德奥集团妥协，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抗日为证。说明这类妥协是必要的，不宜否定。 民国元年的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呢？衡情论理，应该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不是无原则的投降。因为在南北议和时，黄兴等人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原则，“非共和政体不可”。（注：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愿将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同样始终是以袁能否接受共和原则为转移。只有袁接受共和原则，才举他为大总统，否则就要坚决打倒他。黄兴等人明知袁氏有野心，为什么还是竭力争取他反正？实在是形势所逼。黄兴本想领军北伐，直捣黄龙，一举把清朝反动势力消灭。无奈当时革命力量有限，无论军力与财力都不可能一举把反动势力消灭。何况，袁世凯与清廷还有深刻矛盾。如能争取他反正，清朝专制统治就可推翻，民主共和制就可顺利建成。否则胜负是很难预测的，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诚如当时黄兴私下对人说的，“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00页，中华书局1961年。）类似的话孙中山也说过。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注：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有鉴于此，革命党人既无力单独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那么，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江浙立宪派以至袁世凯，组成最广泛的反清统一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清室势力，就是一种当时切实可行的战略。正是革命党人采取了这种方略，才使清朝统治得以推翻，民主共和得以实现。否则，后果如何，是很难逆料的。也正如孙中山后来说过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注：孙中山：《致邓泽如函》二件，《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