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因此使不少学者潜心于对他的研究，成为民国时期学者以至政治家所关注的热门课题。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的系统回顾，对加深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的了解，以及使今日研究者从该时期研究中的经验教训里取得借鉴，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 对一代伟人孙中山的研究，民国建立之前就已启动，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荡虏丛书之一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注：此书1906年易名为《孙文历史》，由国民书局出版。），开孙中山研究之先河。这本书，是黄中黄（即章士钊）从日人白浪庵滔天（即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之梦》一书中（注：此书又译名《三十三年落花梦》，由金一（金松岑）译，上海国学社1903年出版。日文本由日本国光书房远藤荣治印行。），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成的60页小册子。书中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注：《〈大革命家孙逸仙〉自序》，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它出版后，不胫而走，广为传诵，使国内不少人读后有了清楚的认识，“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台北文星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页。），于是推崇、归心孙中山者日众，“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产生过颇大的积极影响。有一学者为文，甚至认为该书的“刊行，终于完成了建立民国之大业。”（注：吴相湘：《“伦敦蒙难”真相必须澄清》，载姚渔湘等：《研究孙中山的史料》，第235页。）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该书有着巨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此书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与同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起列为禁书。 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为孙中山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被加以研究和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国史中，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孙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包括生平、事业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军事、法律、文教等思想）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文章860多篇（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孙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孙中山著作及研究书目资料索引》（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979年编印）。凡一书数版者，均不重复计算。）。 当时的孙中山研究，大体可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16年为初始阶段，后段22年为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互有异同，先后相继。 在初期阶段，通过1912年民国建立，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促使孙中山研究和出版有了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在此期间，所出版的一批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各种文集、资料之类的书籍，如高尔柏、高尔松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出版）、陈安仁的《三民主义的连环作用》（中国国民党西澳普扶分部1922年出版）、甘乃光的《职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范体仁的《中山先生之生与死》（上海光明书局1927年出版）和伍达光的《孙中山先生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1925年出版），以及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等等，都是一些孙中山本人的著作和有关孙中山的小册子，整体研究呈现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书中论述比较简单，多为节录报刊摘编而成，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比较粗疏浅薄，并且基本上还是从政治上纪念和评价孙中山，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仅有个别著作渐有学术性。也有少量由于作者政见不同，出现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历史，如《孙文小史》（1913年环筒页版）和《孙逸仙及国民党之来历》（新中国社1938年出版）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孙中山的攻讦和诋伤，明显地带有敌意和偏见。尽管如此，但这阶段的工作却具有开拓的性质，为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到第二阶段，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此后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活动的推动，孙中山研究走上快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显示出三个特点：其一，除有更多的个人写书外，一些机关团体和官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编写了《孙中山先生年谱》，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于1941年编写了《三民主义问题》等。这些官修著作编写内容一般，质量不如民修著作。此外，还先后创办一些有关孙中山的学术刊物，如孙科于1934年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用很厚篇幅刊登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陈布雷于1940年创办《三民主义半月刊》（1942-1948年间由杨玉清接任主编），刊载李宗黄、邓慕韩、冯自由、邹鲁、戴季陶、梁寒操、张其昀、张继、钱穆、朱学范、钱端升、贺麟、谭平山等人许多论文，其中有不少是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论著，都直接、间接地对孙中山进行了研究。其二，在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著述的文献资料方面，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在先后出版的近200种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和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拯寰的《孙中山全集》四册（三民公司1929年出版）、胡汉民的《总理全集》五册（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和黄季陆的《总理全集》三卷（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出版）等。这一工作为研究孙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三，研究领域的明显拓展，各种形式的孙中山研究著作纷纷印行，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度的增长，并陆续呈现出若干较有分量、具有学术价值的巨幅专著。诸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陈安仁的《孙先生之思想及其主义》（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出版）、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正中书局1947年出版）和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著、徐植仁译的《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出版）等书，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当时以至今日历史学者所重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孙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哀败，孙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趋于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