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兴与没落之间

——从《申报》看科举与学堂之争(1901-1904)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海燕(1977-),女,上海崇明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清末新政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全面展开。一方面,代表新式教育的学堂日益兴起,一方面,延续数百年的科举制仍在苟延残喘。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的时间仅仅几年,而这几年中的新旧磨擦却是折射历史的一面多棱镜。从中可以窥探出科举废除前后的社会舆论基本动向。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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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3)02-0042-04

      1.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满于培养旧式人才的旧式教育制度,欲改科举。经甲午一战,新式人才成为迫切需要。戊戌变法将“兴学育才”付诸实施。大势之下,人们已隐隐感到学堂终将取代科举。

      作为一份反映社会动态、舆论的民间报刊《申报》十分关注学堂事务。1901年前,关于新式教育的报道尚属寥寥。1901年九月以后,大量的学堂新闻出现在《申报》上,一天多则四、五条,少则也有一、二条。一时间,各类中小学堂、蒙学堂,师范学堂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兴办学堂与所在省份的人文风气、官员乡绅的支持程度直接关系。直隶、山东、湖北因其政治地位、主事者关系位居前列。浙江、江苏这些人文荟萃之地,一向注重教育,一向学风气浓厚,学堂林立。办学浪潮还波及到一些偏远地区,蒙王兴学一度成为大家津津乐道之事。

      学堂的勃勃生机,昭示着旧式教育的穷途末路,但科举并非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愈来愈萧条冷落,相反倒呈一片热闹非凡之景象。

      1903年,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场面蔚为壮观。“各省士子之赋槐黄而踏省门者多若过江之鲫,约计大省万余人,小省数千人,负笈担囊,不远万里,既抵省垣,觅寓所、购考具,憧憧往来于贡院,左右无一非应试之人。”[1]《申报》对这场考试浓墨重彩的描述丝毫不亚于学堂新闻的报道。

      学堂初兴,科举将废,为何仍有如此众多之士乐此不疲,此乃科举应试情结所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当时仍根深蒂固,非一时之间所能破。欲通过科举而获取功名利禄,是广大士子多年寒窗苦读的动力与希望。他们寄个人前途与家族命运于此,无怨无悔地投入与付出,应试已成其安身立命之处。一项制度可以通过诏令轻易废除,但蕴积千年之久的士子应试情结却很难阻断。新式学堂虽也有相应的“功名”奖励,但较之传统的科举“进身之阶”来说,尚不成熟、可靠。而且,学堂与科举不同,除教学内容的根本差异外,学堂在入学年龄与资格上均有所限制。一般是年龄在14岁到20岁之间为佳,身家清白、资质聪颖者优先,入学考试录取比例也很严酷,如200人中取40名。这就将当一部分想读书而不符合条件的人拒之于门外。相比之下,科举考试在年龄上从无限制,耄耋老翁与弱冠少年均可赴考,应试不举还可再考。许多过了入学年龄之士,只能在科举路上求前程。科举制度下,士子们边耕边读,时间上很自由,读书费用也较少。而学堂进行的是系统教育,需要有专门的时间投入其中,要受学堂规范的限制,交纳学费的同时,还要上交膳食费,这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入学读书是一项不轻的负担。故有些学堂一开始常常招不满学生,为吸引学生,他们不仅免收学费,还有月课花工奖励,而且允许参加科举,甚至有送考章程。既不耽误功名前程,又无衣食之忧,何乐而不为?许多学生身在学堂,心在科举,于功课敷衍了事,一心只在圣贤书。

      一方面新式学堂发展迅速,一方面旧式科举仍热闹非凡。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学堂、科举并存的独特现象。然而无论是科举还是学堂,都埋有隐患,危机四伏。

      2.与没落之科举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学堂均显蓬勃之新气象,然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并非易事,各省府州县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经费难筹。建立校舍,礼聘教习,购买书籍,都需要资金,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只能从其有限的开支中拨出一部分用于办学,大部分资款得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学堂兴建的报导中,十有八九会述其经费筹集问题。不少学堂因“经费日绌”而不了了之。金陵省垣大学堂因“巨款难筹”,教习“薪水竟如画饼充饥”,不得不“暂行缓办”。[2]京师蒙养学堂开办不久,便因“经费短绌,无可支持,不得已暂时停止”。堂中诸生只得“在家温故知新,自求进益,候堂中筹款,再当谴人传知……”[3]各地学堂为筹集经费,可谓煞费苦心,而所筹之款远不能满足需要。在筹款过程中,各级官吏互相推诿,敷衍了事,“一言及筹款,则督抚委之州县,州县委之绅士,文移往返,言语纷扰,终无所成议。”[4]

      其次,教习难延。新式学堂不同于旧时书院。书院培养应试人才,习时艺试贴,致力于训诂,专心于词章。而学堂则侧重实学,培养会通中西之实用人才。故需聘学贯中西之士。但真正能通达古今,讲求实学者,在中国则寥若晨星。一般的作法都是礼延东西洋教习主各学堂讲席。如顺天府工艺学堂原教习水平不高,“未能得入,各学生学业无甚进境”,便设法聘定英文双文教习。[5]洋教习一旦聘定,便须高薪支付,否则,难以持久。洋教习之外,最能胜任讲席者乃学堂肄业之优异学生。但学有所成的毕业生数量毕竟有限,在资历、声望上尚显稚嫩,往往为学生所不满。鄂省自强学堂选派两湖书院某生充当教习,“诸生以其资望太浅,而肆情侮慢,哗噪不堪。”[6]

      兴学还面临教育无秩序,学堂章程不完善诸问题,学堂分大、中、小学级等第,正常的教学秩序应是“小学堂卒业升中学堂,中学堂卒业升大学堂,大学堂卒业然后造就选送京师大学堂”。但实际情况是“有应入小学堂、中学堂者辗转居然得入大学堂,有可入大学堂者无人授引反入小学堂、中学堂”。学级混乱且各级学堂间差别不明显,“其所以稍异者,则以年龄之长幼与文理之深浅耳。”教习所用的教科书也不尽相同,即使相同,讲述方法也有差异,故学科难以统一,给教学评定工作带来困难。

      学堂兴办之路备感艰辛,“学堂难办”之声不绝于耳。而其中最大问题在于学生的滋事肇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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