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鸦片战争以来，传统社会陷入长期的动荡，旧意识与新观念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交织，政治、经济结构的近代化缓慢启动。镇江地区不仅较早受到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并且进而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宗族组织（注：关于家族、宗族，虽有学者提出两者涵义的差异，但也有不少学者视二者为内容基本一致的事物，如徐扬杰的《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就认为：“家族，又称宗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杨际平认为：宗族是同姓共族的亲族团体，其内部又有鲜明的亲疏关系，五世以内算是亲戚，可以称为家族……。（《家庭；社会·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本文对宗族概念的理解主要基于上述学者的见解。）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在上述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松解与延续两种不同的趋势。从其维持与延续的情形看，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近代历史信息，值得进一步解读和发掘，而陶氏家族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好的个案素材。 镇江（注：本文镇江地区主要指民国时期的镇江县，旧称丹徒县，也就是今天的镇江市。）在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境内山多田少，农业发展颇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但是镇江是一个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水路为长江轮埠，上通武汉，下连淞沪，为中国航运最便之区。复有运河流贯，北迄天津，南达苏杭。……陆路交通有京沪铁道，为中国营运最发达之路线”（注：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镇江县》，民国二十年。）。交通的便利，使镇江以商业发达而著称，“咸丰以前，吾郡商业故极繁盛”（注：光绪《续丹徒县志》卷19《杂缀一》引缪时孙文。）。近代以来，开埠通商（咸丰十一年，因天津条约，开辟为商埠），这里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清同治初年，开拓租界，建设洋关，市面日臻繁盛，遂为扬子江流域之一巨埠”（注：江苏省长公署第4科编印：《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乙·正编 丹陡县》，上海商务，1919年出版。）。 根据民国二十年《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商业贸易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全县商业以丝绸、钱庄、油麻、北货、糖业为重心，所谓五大业是也。”而丝织业又是地区经济的主导产业。这里丝绸不仅仅限于贸易，也包括生产，据民国八年《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丙·附编·江苏省各县工业概况》，丹徒县民间工业“以织绸为大宗。”又据《丹徒陶氏族谱·国安公传》“吾郡出产，以江绸为最”。可见，江绸的生产和贸易，在镇江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绸是富有镇江地方特色的丝织产品。江绸业在清乾隆末至民国三十年代以前大体经历了兴起、发展、鼎盛、维持几个阶段。尤其是太平天国后，国内市场对丝绸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输出需要增加与人民日臻富裕，近年来丝绸的织造大有增加，并且可望继续增长”（注：Silk,pp.59-61，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70页，《镇江的丝织业》。）。江绸的畅销还与其本身特有的品质有关，“吴中织丝纤美甲天下，而吾邑土贡江绸独坚韧堪耐尘垢”（注：《丹徒陶氏族谱》1914年李遵义序。），同时“定价低廉”，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故销路颇复不恶”（注：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编印：《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丹徒县》，上海商务，1919年出版，第31～32页。）。但是，江绸能够行销大江南北，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则与当地宗族血缘群体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的经营活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居于此地的人们对于工商业的认识远较他处要明晰深刻，“自瀛陆大通一变而为工商之世界，识时务者咸知注意于实业矣”（注：《丹徒陶氏族普》卷2《德符公及配李孺人合传》。）。这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一批以工商业为生的宗族血缘群体。就经营江绸业来说，陶氏家族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镇江著名绅士陈庆年民国三年(1914)为《丹徒陶氏族谱》所作序中说：“吾邑民族著者无虑数十，大率散处四方又各异其所操耳，若聚居于一城，范围于一业，子姓繁衍而保姓以滋大者，则邑城之陶氏其杰然秀出者也。”江庆柏和吴仁安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曾提到并肯定陶氏家族对区域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注：江庆柏《明清江南望族与地方关系初探》，《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可惜未予深究。 传世的陶氏家谱共有两部，《丹徒陶氏族谱》二卷（收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本文中或简称旧谱），修于民国三年(1915)，《镇江陶氏族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修于民国十九年(1931)，此后是否续修不得而知。陶氏家谱为我们研究近代风云际会中的宗族组织提供了一份非常难得的个案素材，值得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探索。 二、从浔阳到镇江——陶氏家族溯源 陶氏祖籍江西浔阳，后迁江都宜陵镇。陶氏一世祖梁川公事迹不详。第二世九闲公的继配徐氏于乾隆初年始在镇江定居（民国三年谱《丹徒陶氏建祠修谱缘起》称在乾隆初，民国十九年谱《凡例》称在有清雍正间，则迁居的时间大体在雍正末、乾隆初之间）。从第三世起陶氏家谱始有准确的纪年。第三世永年公“仅操丝线业以自给”（注：《丹徒陶氏族谱》卷1《丹徒陶氏建祠修谱缘起》。），永年公死于乾隆四十八年。永年公的两个儿子谱华公和盛春公分别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年，“既长业丝线，少赢余，设线肆，曰聚盛，继增绸肆，曰聚茂。”从这段记载看，陶氏家族涉足江绸业大约在十九世纪初。当时江绸甚得官方的青睐，“清嘉道间江绸行风海内，织造之采办，内府之赏赍，取给尤多，……”（注：上述引文俱见于《丹徒陶氏族谱》卷2《陶氏两封翁家传》。）陶氏兄弟从江绸的流行中捕捉到了商机，并及时转变经营方向，显示出较高的商人素质，这为陶氏家族日后事业的成功，准备了良好的商业智力资源，同时也积累了相应的经营管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