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至民国前期，京、津地区一直是我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经济和交通中心之一。这里人口众多，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极大，需要消耗巨额的粮食。然而，由于受土壤、气候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京、津周围地区粮食的生产却又远远不能满足该地的需求。元、明、清三代政府解决京、津地区粮食问题的基本方案，就是疏浚大运河并开辟沿海航线，实行南粮北调。因此，漕运问题向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清代漕运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李文治、江太新合著的《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一书，对清代漕运制度的演变、功能、运行机制、漕粮种类和数量、漕运制度的得失和废止原因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研究清代漕运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戴鞍钢的《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注：《齐鲁学刊》1988年4期。）、吴琦的《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注：《中国农史》1992年2期。）、张照东的《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注：《清史研究》1992年3期。）、周祚绍的《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注：《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1期。）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清代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然而，对漕粮制度废止以后，京、津粮食供应渠道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反映的问题，研究论著并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末至民国京、津粮食供应渠道变化的考察，来探明国家放弃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以后，市场是如何对粮食供需进行调节的。在此基础上，探寻两种不同粮食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北京与天津两大都市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华北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定位问题。 一、清末京、津的粮食供应与漕运制度的颓废 在漕粮制度完全废止以前，北京、天津的粮食，主要有两个供应渠道，一是由国家所控制的官粮系统，一是由市场来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北京的官粮，即供应京城皇室、满汉官吏、八旗兵丁及其家属、工匠等非农业人口的漕粮。它是清政府在地丁银之外、无偿地向江、浙、皖、赣、湘、鄂、豫、鲁各省农民征收的一项实物性田赋，由运河或沿海经天津水运到京仓或通州仓。漕粮的种类，以大米和小麦为主，另外，还有小米和豆类等等。民粮即供应一般市民和流动人口的粮食。它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有偿地向平民百姓提供的。清末以前，北京城的粮食，主要依靠国家所控制的官粮系统来供应，市场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因为有巨额漕粮的接济，京城民粮系统的压力还不算大。据记载，漕粮除发放给上述非农业人口作为禄米、甲米外，有时也拿出来平抑京师的粮价，赈济贫民，以缓解首都的粮食危机，稳定社会与经济秩序。而京师的一些官吏和八旗兵丁，有时也将多余的俸米和甲米转卖给粮商，再供应到市场上去。此外，清中期以后，政府还常常采取由国家出资到各地采购粮食、鼓励商人贩粮至京、提拔地方积谷等办法，来保障京城的粮食供应（注：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三章《漕粮的财政及赈恤功能》。）。这样一来，民粮系统在北京整个粮食供应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占主要地位了。京城的民粮供应系统，是以大大小小的粮栈、米面店等为依托，由粮商把周围农村的小麦、杂粮用车拉、船载、肩挑等方式购置进来，加工后再转销给各类消费者的。据民国时期的人追忆，北京城“在前清时，此项商号大小约有2000家”（注：池泽汇、娄学熙、陈问咸编纂：《北平市工商业概论》，北平市社会局，1932年12月发行，第295页。）。 天津自清代前期开始，就成为了京畿的门户和漕粮的转运枢纽；进入近代以后，又发展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与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随着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天津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粮食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天津所能截留充饷的漕粮并不多，因此，由市场来自发调节的民粮系统一开始就充当了当地粮食供应的主角。正是因为如此，天津粮食市场的发育，就比北京要完善得多。大约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天津已初步形成了三大粮食市场。一是集结南运河沿岸粮食的西集，一是集结大清河、子牙河等西河沿岸粮食的北集，一是集结北运河沿岸粮食的丁字沽。这三大粮市上的粮食，主要由粮贩子通过经纪人从海河五大支流沿岸的集市上收集而来，再经零售商对粮食磨制、加工后，转销给各类用户。1885年以后，天津的粮食购销机构发展得更加完善，出现了集粮食采购、运输、存储于一体的斗局。斗局所采购的粮食，不仅遍及了五大支流沿岸，而且还包括了海帆船从辽东等地收购而来的杂粮（注：朱汕洲：《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百年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71页。），业务范围越来越大。 随着黄河改道造成的运河淤废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南方各省的漕粮被迫改折银两征收。漕粮改用海运后，漕运固有的各种积弊又纷至沓来。而天津与上海等地间中、外各类轮船的频繁往来和以京、津为中心的北方铁路网的形成（注：1905年，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通车；1907年，北京至奉天的京奉铁路、正定至太原的正太铁路、河南道口至清化的道清铁路均全线通车；1909年，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通车；1912年，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通车。此后，京张铁路又继续向西延展，1920年拓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1923年又拓至包头并通车。），又为广大地区之间巨额商品粮的运输，提供了必要的和便捷的现代化水、陆交通工具，促进了粮食流通的繁荣，也为清政府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漕粮运输中解脱出来，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行性方案，即无论官粮、民粮，一律向市场求购。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江、浙、鲁三省的漕粮，全部改折银两征收。官俸和军饷，也一律发银。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漕运官属悉行裁撤，漕运制度遂告废止。 总之，在漕运时代，北京的粮食主要靠漕粮来供应，天津的粮食主要靠市场来供应，天津仅为北京的漕粮转运站。而随着漕粮制度的终结和京、津粮食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这里的粮食供应系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