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史革新(1949-),男,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和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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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K3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3-0086-10

      谈到晚清时期的思想学术,论者往往把研究目光集中在西学和今文经学方面,而忽视了一度颇具影响的汉宋学,尤其是汉学。晚清学者皮锡瑞称清代“经学凡三变”,清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晚清时期为“西汉今文之学”。[1](p341)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p97)梁启超则认为晚清时期是清代学术的“蜕分期”,学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3](p5)。这些说法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甚全面。西学与今文经学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并逐渐成为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在1895年戊戌维新运动之后。然而,在此以前,受到清朝统治者扶持的汉学、宋学依然在学界占主导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西学在当时虽然已被提倡,但尚处于“用”的地位,受到作为“体”的中学(儒学)的制约。今文经学只是儒学的一个在野学派,讲求的学者为数寥寥,不能与汉宋学相比。大致来说,从嘉道年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是传统儒学的主流学派——汉宋学继续延绵,并不断调整其内部关系,以应付所面临的危机及内外挑战的时期。在此期间,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程朱理学乘汉学衰落之机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汉宋学关系发生了从“鼎峙”到“合流”的走向。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到清朝垮台的十余年,是中国传统儒学走向衰落和发生新转变的时期。科举制被废除,《四书》、《五经》遭受冷落,再加上西学和今文经学的冲击,使汉宋学旧日的地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章太炎、刘师培等新一代汉学家在学术研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反映了传统汉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变化。以上所述,大体勾画出汉宋学在晚清时期兴衰演变的轨迹。本文限于篇幅,在兹只论及晚清汉学发展变化中的一些问题。

      一 汉学——一度为晚清学坛的强势学派

      清代汉学肇始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的提倡。顾炎武等人标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力倡实事求是之学,以矫正王学末流的流弊。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发挥,为汉学的形成打下基础。至乾嘉年间,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鼎盛,成为学界显学。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构成汉学阵营中的两大派别。

      乾嘉汉学的宿儒学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无证不信”的方法,对儒家经典和古代文献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在对古文献的校勘、训诂、辑逸、音韵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并推动了名物制度、天文历算、地理、金石、目录等专门学问的发展。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刊于1829年)收录清代经学著作173种,凡1408卷,作者74家,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前期汉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此,梁启超评价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3](p35)

      嘉道以后,由于清朝统治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汉学的弊病充分暴露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再加上今文经学、经世之学、程朱理学的相继兴起,使曾经盛极一时的汉学走上衰落的道路。然而,汉学在晚清的衰落不是直线性地下降,而是有起有伏,在总体衰落的大趋势下,也有局部性的发展和回升。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清代汉学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仍在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晚清汉学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着一支颇具规模的学术群体。

      在晚清,一些汉学影响较大的地区依然活跃着不少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著述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学坛。

      吴派、皖派尽管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其余脉仍有生气。嘉道以后,吴派惠栋及其弟子仍有不少传人活跃在学坛。惠栋弟子江声之孙江沅精通文字音韵之学,有弟子雷浚(注:雷浚(1814-1893),字深之,号甘谿,江苏吴县人,岁贡生,候选训导。)能承其学。雷浚师从宗师,攻小学,著《说文外编》、《说文引经例辨》等书,并主讲学古堂等书院,“以朴学相尚”[4](p357)。文字学家朱骏声(注: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举人,官训导。)少时问学于钱大昕(惠栋弟子),精于小学、经史诸学,著《说文通训定声》,于汉代许慎之《说文解字》多有发明,为清人治《说文》的名著。惠栋的再传弟子顾广圻(1770-1839)、朱骏声的弟子程仲威(1834-1909)等,都精通经史小学,著述丰富,延绵吴派风流。

      皖派戴震的许多弟子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一直存见于嘉道年间。晚清汉学中的不少学者都与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联系,受其影响甚深。陈奂(注:陈奂(1786-1863),字硕甫,号师竹,江苏长洲人,诸生,受聘江南校刊书籍。)先后师事江沅、段玉裁及王念孙父子,治学专攻《毛传》,著《毛诗传疏》,造士众多。陈奂弟子中著名者有陈倬、马钊、戴望、李善兰等。戴望是咸同年间的著名今文经学家,李善兰则是晚清数学泰斗。段玉裁还有弟子龚丽正、沈涛及私淑弟子马寿龄等。马寿龄(注:马寿龄(?-1870),字鹤船,安徽当涂人,诸生,议叙训导,曾任向荣幕僚。)究文字学,尤以段玉裁之学为然,著《说文段注撰要》。戴震高足卢文弨有弟子臧庸、丁履恒、李兆洛等人。其中李兆洛(注: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江苏武进人。嘉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知县。)对晚清学界影响尤大。李氏究心于考据训诂之学,于天文、地理、文辞、经史均有深厚造诣,辑著《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养一斋文集》等。他先后主讲安庆敬敷、江阴暨阳、常州龙城等书院,育才众多,主要弟子有蒋彤、薛子衡、承培元,夏炜如等人,或以经学见长,或以小学为优,或通天文地理之学,称颂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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