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中国思想史并非是新学科,然而还不能算是发展得很成熟。这无疑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束缚有关。近年来,有些学者关注这一学科,提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人认为,思想是应对时代挑战而产生的,能够对时代的课题有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的主张,仍只有思想家能够胜任。所以,思想史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应当探讨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于,研究方法应当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方法,但研究社会科学最基本的方法仍不外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揭示这些材料的内在联系”。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2-0018-05

      一、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思想史学科在中国不算是很新的学科,但无论就其内容和方法说,都不能说已经发展得很充分、很成熟。一方面是客观环境不好,百余年来,内忧外患紧逼,不停的战乱,不是从容发展学术的适当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又因政治运动不断,左倾教条主义得势,学术发展亦受到影响。因此,就思想史学科而言,材料的发掘、整理,个案的研究、专题的研究都不够充分。理论和方法的准备也都嫌不够。所以,思想史学科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以至于至今思想史著作内容的主体范围还不够清楚,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哲学史的内容,学科界限混淆。胡适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自己已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但叫做思想史,其中又有太多的哲学史内容。另一个例子,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也是写进了许多哲学史的内容。

      一个学科它自己的正当的研究范围还没有界划清楚,便很难说已经成熟。

      于是便提出一个问题,思想史正当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或者说,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这个问题,以往虽未公开提出讨论,但大家似乎心照不宣的有一种共识,即思想史应当以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的思想为主要对象。但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思想史不应只研究精英的思想,应当充分注意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即便不是以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为主体,至少亦应给予它与精英思想同等的重视。

      我个人认为,思想史的对象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我猜想,目前人们不满意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大概主要是对以往思想史著作对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处理和表述的方法不满意。我本人对此也不满意,归纳起来有几点:

      1.把被认作思想家的人物的思想,不加区分地一概写进思想史,讲其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政治观点、教育思想、无神论等等。于是就造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研究范围不清,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情况。

      2.把各家思想当作陈列品,各自独立地放一块地方,较少发掘各家思想的内在连续性。

      3.没有充分说明思想家的思想应对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

      4.把思想家的思想大体上当作纯粹上层社会书斋中的珍存,没有追踪思想家的哪些思想,通过种种社会活动、社会渠道渗透到平民中间,沉淀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中,甚至于通过平民的行为方式显映出来。

      如果主张思想史研究范围应当扩大到以平民思想为主,或至少应与精英思想不分轩轾、平分秋色的那些朋友,如果是出于上述1、2两点原因,那么我对他们的主张可以表示“同情的理解”。如果不是这样,超出3、4两点所说的情况,我就不能苟同了。

      那么,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家的思想,应当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对此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人的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应对生存环境的挑战而产生的。只是由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逐渐产生了复杂纷繁的分科领域。大体说来,人类把自然界对象化,随着认识的进步,逐渐产生了各种自然科学。人类把自己造成的社会对象化,随着认识的进步,逐渐产生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和思维对象化,随着认识的进步,逐渐产生了各种形态的哲学。这里应当注意,思想作为哲学的对象时,它是一种抽象物。按我所说的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是具体回应各种历史时代出现的逼人的挑战性的问题而提出的各种思考和主张。这一点微妙的区别,一般人不假深思,因而常常容易混淆。这在以往学术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但我想,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区分。原因是哲学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大致说来,越是古代,哲学越是包容广泛;越是后来,哲学的范围越缩小。因为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越是在古代,越是蒙昧、幼稚。所以,人们往往就依靠主观的思维,去构建世界图像和社会图像。这些图像作为思维的构造物,理所当然地都留在哲学的范围内。越往后来,科学越发达,人们对世界和社会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于是,原来靠思维构建的图像不断被打破。相应的,由有关的科学取代了它们。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说:“从以往哲学留下来的,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两者都是关于思维的。中国的思想家胡适有一种和恩格斯很相近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科学,将来的哲学,如果还存在的话,那只能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这种哲学必须接受实证科学的制约,否则哲学家就只能是玄学鬼了。照胡适的意见,纯粹哲学会随着科学的发达而归于消灭。

      我想,胡适的看法,大多数专业哲学家都不会赞成。也许恩格斯的说法,人们不至于有严重的异议,即今后的哲学应当以人类的思维本身为对象。若如此,则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

      就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我认为,它应当紧紧抓住中国人应对内忧外患,为追求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提出的思想主张作为研究对象。它应当不同于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军事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等,而是把它们中直接涉及时代主题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思想提出来,作为思想史的内容。这就是我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意见。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