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曾是引起学术界最多关注的一个史学理论，它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几代人，也取得了进入教科书的崇高地位。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而这一理论力图论证——“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西方影响也会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更被视为荒谬。不过，我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法虽然不妥当，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历史回顾 纵观20世纪的社会科学界，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不论是多么深奥的理论及新颖的方法，很少能在史学界流行50年以上。以法国的年鉴学派而论，从20年代开始培育，到布罗代尔两部史学巨著的问世，它在70年代走到鼎盛，而后进入迅速下滑时期，现代的欧洲史学界，已经将年鉴学派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理论。当年鉴学派如日中天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它如此迅速地走向滑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也是这样，它从提出到鼎盛阶段，及最后被中国经济史学界基本否定，也不过50年时间。 风起于青苹之末。最早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批评来自海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中即有人认为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是为了论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段话，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据1952年本重印，第62页。） 一些学者指出，毛泽东此文原作于1939年12月，但在该文原版中，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入选的毛泽东文章，都经过专家们的重新审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也是这样，以范文澜为首的一批马列主义史学家对此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资本主义萌芽论”便是他们加进去的，而后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所以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倡者是中国史学家。它的出现，不是为了论证毛泽东的理论，而是毛泽东接受了中国史学家提出的这一理论。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从一开始便误解了中国学者。 以范文澜为首的中国史学家为何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论”？这是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近1000年来，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欧与东亚，而且，在前500年里，中国领先西欧是明显的。但在近500年里，欧洲却慢慢地赶上了中国，并在工业革命发生后，大大超越了中国。（注：［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认为，中国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还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刘北成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因此，比较东西方的历史，人们不能不对中国为什么落后产生兴趣。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伴随着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不过，早期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方面。但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后，人们渐渐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早就出现了类似欧洲资本主义之类的生产关系，但这种生产关系为何不能在中国成长为参天大树，从而推动东方走向与西方相似的近代化历程？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中国史学家的关注。傅衣凌先生在1946年完成的《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开矿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论证了清代中叶四川、陕西、湖广三省边区出现的工场手工业。（注：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开矿及其历史意义》，《厦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1946年，又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是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清代工场手工业的论文。但傅衣凌先生的这篇论文发表在地方性的《厦门星光日报》上，因此，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较小，北方的学者也许根本没有看到过。除了傅衣凌先生之外，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不过，这些探讨都是初步的，没有形成系统理论，也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提法。1957年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在编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时说：“过去虽然有史学家朦胧地提过，但没有提供一定的史料和确切的论断”，“至于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因素萌芽问题，是解放以后中国历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7年，第3页。）这一评价大致是真实的。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首倡者是范文澜。范文澜是一位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时代的超越性，在国内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尚在“萌芽”的时候，他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便搭好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将有关早期资本主义的讨论纳入了论证“中国社会没有西方影响也会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现在看来，正是这一概括给中国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早期资本主义研究带来许多问题。海外史学家误认为中国学者是在论证毛泽东的理论，一直过了很久，才有部分人认识到：中国历史学家是在讨论自己提出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其主要代表有李文治、傅衣凌、吴承明等。不过，当时的讨论主要是在国内学术界，我们注意到：海外历史学家即使对中国史学家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论表示理解，但也从未接受过这一观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都有一些海外史学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提出过批评。而这些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传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家。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似乎走到尽头，提倡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老一辈史学家相继进入高龄，而新一代的史学家对这一问题没有很大兴趣。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已经陷入一个僵化的模式，论者首先叙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相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后论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的企业与雇佣劳动的产生，最后必然要补上一段——这些企业与雇佣劳动如何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必然中途夭折。这种三段式论法一旦形成，任何人写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都不可能脱离这三段论，所有的创新都被扼杀。这种论文，没有几个人愿意写，所以，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自己扼杀了自己。 在一片寂寞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学者提出：最好不提资本主义萌芽论。迄至90年代末期，批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观点终于从潜流涌入地表，成为撼动史学界的火山爆发。就像布罗代尔的学生往往成为批判布罗代尔方法的领头人一样，当年着力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年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批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最积极的一批人。应当说，他们的质疑是有力的，有些地方击中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要害。 第一，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基础受到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史学界，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国内史学家必须遵奉的前提。但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多元化的史学观念越来越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多线说开始取代单线说。倘若我们接受多线说，自然会对五种生产方式说产生疑问。李伯重等人指出：“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注：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页。）而在多线说的框架下，五种生产方式不再是人类必经的共同的社会阶段，也就是说，中国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一定会进入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假如这一前提成立，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萌芽会在中国的历史上生根发芽？而且事实已经表明，现代中国未经过成型的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它也反证了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立论前提的不真实——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必经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