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1-0136-08 本文旨在讨论1900年义和团的“灭教”浪潮中，当直隶基层社会的天主教教徒们面临绝境时，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如何成为他们的信仰资源而被启用，并同中国本土的各种文化因素发生复杂的互动和交错，从而被编织为一种特殊的信仰状态，藉此化解恐慌和作出行动选择。 本文利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于教会编撰的两套口述史：《拳时北京教友致命》[1]和《献县教区义勇列传》。[2]选用这批材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1.这批材料属于天主教教会自身的跟踪调查，成书年代又距离义和团运动不远，故相关口述比较翔实生动。尽管口述者和整理者具有倾向鲜明的叙事动机、情感和评判尺度，因而不能排除其对史实的改造和重塑，但如果利用恰当，至少避免了材料来源“可靠性”的争议；2.这批材料反映的是庚子年拳教剧烈冲突过程中天主教教民的信仰状态。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这类状态尚隐而不彰、难于测试的话，那么在极端情境的逼迫下，原先潜藏在无意识层面的各种知识和信仰资源都浮现到意识和行动层面上来了。它们集中体现了乡土信徒的生命意识，或者说是他们对于死亡、灵魂和肉体的思考。 一、死亡：骤然降临的恐慌 1900年，义和团大面积地由直鲁交界向京津保地区推进，速成燎燃之势。一时间，流言勃兴、暴力四起，基层社会的天主教教徒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注：1900年义和团运动由京津一带中国军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自卫战争和更广大地区的反教会热潮共同组成。两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使拳民对普通教民的极端行为超常暴烈，从而成为运动的负面。参见路遥、程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29-231页。本文主题不涉及对这场运动的全面勾画和评估。）对他们而言，本来也许还很遥远的死亡危险突然降临，迫使每个人在“生”还是“死”的问题上作出严肃而紧迫的抉择。据《致命》和《列传》提供的资料，当时教徒在生死关头的恐慌中主要有以下五种行为：坦然留下、背弃天主、集团反抗、盲目逃亡和静候“致命”。 在大动荡中坦然留下、照常生活的主要是一部分农村教民。他们一般平时人缘关系不错，料想大家乡里乡亲，又没结什么梁子，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们中有些人还向义和团坛口捐纳过钱粮，因而得到坛上保证他们身家安全的许诺；或者是自家亲友在义和团内担任头目，因而恃之不惧。在这批教民看来，义和团的“造反”不同于来自村落之外的兵荒马乱、盗匪抢劫，手执刀矛的拳民大多是自己的街坊邻居和周边常有交往的熟人。而他们自己平时恪守教理：与人为善、不偷不淫、买卖公平。靠恪守这样一种“道纯理正”的教理所积累起来的人际投资，理应得到良好的回报。这些教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一个熟人的社会，也会突然迸发超常规的暴力行为。但恰好是当时急剧凸现的民族危机和普遍的社会恐慌，已经导致日常伦理秩序的天崩地裂。由各种复杂的社会条件所促成的非理性“灭教”狂潮，切断了由血缘和地缘所结成的亲情纽带，以至于团民逐杀坚持“不背教”的亲属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留村教民直到面临伤害时仍陷入深深的困惑：“咱们都在一村住家，素日全都不错，我没有得罪你们，也没有伤过你们，为什么下此毒手”？（注：《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卷3，第72页。同时还可参考卷10，第73页；卷11，第20页；卷13，第22页。） 以上两种资料主要是宣扬教徒的“致命”，对于背教者只有零星的记载。但当时的“背教”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注：比如，据20世记初在中国居留的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统计，有1万名新教徒和3万名天主教徒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示他们根本不信仰基督，其中许多人撕毁一张写有“耶稣”名字的纸而保全了性命。见罗斯著、公茂虹等译《变化中的中国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乡土教徒的入教动机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主要是希望藉此缓解衙门、士绅的压迫，寻求教会的经济援助，或被传教士引进的先进的种植技术所吸引。因此，有清一代，在雍正、乾隆两朝厉行禁教和1900年得到高层支持的更暴烈的排教运动中，两次出现了教民群体的急剧萎缩；而在教会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特权的19世纪下半期和清王朝彻底沦为“洋人朝廷”的20世纪初元，又两次出现了大批民众涌向教会的高潮。而且，越是在教民群体萎缩的地区，反弹的现象往往越为突出。比如正义和团起源的直鲁交界一带，失败了的拳民为了逃避官府的追究和教民的报复，相当多的人甚至包括梨园屯反教“十八魁”中的阎兆华（“十老飞”）都加入了新教。（注：佐佐木卫：《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的综合研究》，非正式出版的日文调查报告，1987年，第87页；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手稿，梨园屯马老英等口述，1988年5月。在此，谨向提供调查资料手稿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路遥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教会损失严重的蒙古地区，一位传教士于1901-1902年重新组织起2万名教徒，但在不久后的教规训练中，一下子又只剩下200人。[3](P231)在西方是作为精神皈依的个人独立行为，于乡土中国化作了受复杂的利益驱动的集体性的“入教”或“背教”运动。 如果说1900年的大面积“背教”并非清代独有的现象，那么一部分教民武装起来，集团反抗外来的进攻，则是中国传教史上独一无二的。华北地区由于社会动荡，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寨堡文化”的地方自卫传统。这种传统起于汉末豪族的坞堡，中经唐代的土团、宋代的山水寨直到中清之后的团练而逐渐制度化。[4](P229-280)在19世纪60年代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由于清王朝放开兵权鼓励地方办团，因而冀鲁豫三省遍地出现了由各种乡镇领袖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军事中心。西方传教士非常关注华北社会的这种寨堡景观。比如明恩溥写道，这里的乡村差不多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城市，外面有类似于城墙的土围子。[5](P19)因此，当传教士们在19世纪60年代战后介入这块“平地并村，高山结寨”的地区时，出于防御的需要，也和入教的村镇精英合作，在许多地区建立起了寨堡式的教堂。到1900年，一批巨大坚固的教堂进一步军事化，成为抵抗拳民和清军的据点。集结在这批据点里的信徒，可能有平日以“入教为护符”，在动荡中首当其冲而不得不冒死相抗者，有百般无奈、“冀免一死”者，但也有一批以基督的战士自命者。他们体格精壮、斗志旺盛，视义和团为“魔鬼”的子民，愿为捍卫天主而献身，[1]（卷宗11，P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