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代布道人，严复也许很难料到“自繇”思想在其身后的命运。然而，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人们每当为“自繇”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劫数哀惋时，总会回溯到严复的“自繇”思想世界里。换言之，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制约了其后的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最初视野。不过，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决非是“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造成他们传译“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因此，重新探讨严复在两种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支配下对“自繇”思想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繇”思想在中国的遭遇。 一、概念的转换：从"liberty"到“自繇” 西方近代政治学在19世纪初便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学，都有一套相对独立成型的概念、方法、范畴与价值系统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传播还是了解一种政治学，必须抓住其中的核心或基本概念。西方近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有“民主”与“自由”。作为近代中国士人的严复，他对西方近世政治学的把握，正是从对“自由”的理解开始的。不过，由于严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在传译西方近代政治学时，无法逃避如下的问题：关于两种异质政治文化传统的通约与拒斥问题。而对此问题的解决首先就面临一个概念“双向转换”，即向他人传输时需要概念转换与接受对方传输时也需要概念转换的困境。此种困境集中表现为：一方是否精确地表达了另一方的真义。基于上述，我们在此部分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严复在传输西方近代的自由思想，是如何进行概念转换的？这种概念转换的过程，是如何限制他对它的理解的？ 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说：“西人文法与中国迥殊，……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这里，严复提出了一个事实：中西文法不同。文法不同，自然会影响我们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是如严复说的那样与文字无关。正是这样，他在译"liberty" 时，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liberty（里勃而特）不能译为公道，“公道西文自有专字，曰justice札思直斯”。而liberty与"freedom伏利当同义”，它的含义是“无挂碍”，且“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很明显，严复倾向于用"freedom"的“无挂碍”之义来诠释"liberty"。问题的关键是，"liberty"的中文对译词“自繇”能否恰当地传译出它的神髓？ “自由”（严复改“由”为“繇”（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作为一个名词，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概念里虽时有出现，但并未占据显赫位置。一般来说，在中国思想谱系里主要从三个方面使用“自由”一词。第一、从贬抑、负面的方面使用，如”吾意怀不忿，汝岂得自由”（《孔雀东南飞》）、“兄弟权要，威福自由”（注：《后汉书》卷十下。），其含义是放纵、放诞不羁、无法无天等。第二，从称赞、正面的方面使用，如“送客逢春可自由”（杜甫诗）、“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白居易诗），其含义为生活中无拘无束，又常与“自在”“自然”等同义。第三、从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方面使用，如孔子的“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庄子的“在宥”与杨朱的“为我”等，其含义是人格自由、精神自由。严复本人对此有无清醒的认识呢？他说：“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能转物者，其自繇也。”（注：〔英〕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由此可见，严复对自由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三个方面的含义都是有自觉认识的。由于这种情形，用“自繇”一词还能精确表达"liberty"的含义吗？从他写的《群己权界论·译凡例》里，我们可以深察严复的良苦用心。在他看来，只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便可大功告成。一是拨乱反正；二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挖掘与之相似的资源。 怎样拨乱反正？首先要摒弃将“自繇”视为“放肆”、“淫佚”、“不法”、“无礼”的庸俗作法，其次要树立起“自繇”的原初意义是“自主而无挂碍”的信念，最后要下大力气译读穆勒的On Liberty一书，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如何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与之相通的思想资源呢？严复从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中找到了灵感。他将“恕”、“洁矩之道”、“明德新民”与“西法自由”联系起来，又将“在宥”与之相比，认为“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6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从现实生活即“待人及物”与精神意境即“自得”、“得意忘言”“逍遥”两个方面把握自由的含义，与拨乱反正的意旨一致。 严复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是否确能明了“自繇”之真义？他对此深有警觉：“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洁矩。……中国恕与洁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也。”（注：《严复集》之一，第3页。）中国的自由传统中缺乏政治自由，即“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注：《严复集》之五，第1279页。）。张佛泉先生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指政治方面的保障，一种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注：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按此理解，中国文化传统里的自由传统主要就是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即从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来谈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