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吴大澂佚文史料的经过 吴大澂是晚清著名清流派官员及著名金石学家，关于他与沙俄会勘吉林东段边界争回被占领土以及甲午战争时期率领湘军出征等事，学界已有若干研究，而他与近代朝鲜的关系，尤其是1885年1～2月间奉命赴朝查办甲申政变之事，则仅见其《自订年谱》及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之片段记录，此外迄今未见任何研究（注：关于中俄边界会勘之际吴大澂的作用，参见王宁：《吴大澂珲春勘界简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及董万仑：《沙俄对我国东部边疆的侵略与吴大澂一八八六年珲春勘界》，《延边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等；关于甲午战争之际吴大澂的研究，则参见林言椒、李喜所主编：《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187-188页及王仲孚主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北：国立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系印行，1994年，121-122页所收各论文。）。至于他在朝鲜期间先后转呈朝鲜国王的《辨党论》及“求贤、育才、恤民、缓刑、节用、练兵六条”等文字，仅在吴大澂上光绪皇帝奏折及上述《自订年谱》与《吴愙斋先生年谱》中略有提及，其原文则不见于吴大澂个人著述乃至清政府相关文献，韩国方面相关文献中亦只记吴大澂等与朝鲜国王高宗会见等事，仍不见上述文字。因此，上述文字可以说是吴大澂一生众多著述中“只闻其名而不见其文”的散佚文献。 至2000年，笔者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期间，先后在该研究院藏书阁及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处发现以《吴清卿献策论》等为题之前述“六条”文字以及《辨党论》上下两篇，并曾向韩国学界撰文介绍其主要内容（注：权赫秀：《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第4辑，2000年。）。而后，笔者又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进一步发现吴大澂与当时朝鲜政府兵曹判书金允植的笔谈记录片段，其内容即上述文字转呈之后朝鲜国王高宗及其政府方面的反应。至此，不仅发现了吴大澂在朝鲜期间留下的两篇散佚文字，且进一步得到可以印证该文字对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之影响的笔谈记录，其意义自然不仅在于吴大澂个人散佚文献之“重见天日”，亦将有助于甲申政变之际中韩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撰拙文，以向国内学界介绍上述两篇佚文及笔谈记录。 二、关于吴大澂佚文史料的历史背景 在中法战争的战云日渐浓密的1884年5月8日，吴大澂被任命为钦差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并获准“专折奏事”（注：吴大澂：《自订年谱》，转引自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109页。）。于是，吴大澂得以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道，担负起保卫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安全的责任，并开始介入清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事务。是年12月4日，金玉均等近代韩国急进开化派势力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支持下，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诱杀守旧派大臣数人，随后建立由开化派势力主导的新政权。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在袁世凯等指挥下出兵干涉，使得这场政变于三天后的12月7日旋告失败，史称“三日天下”。 李鸿章与清政府于五天后的12月9日获悉政变爆发消息，并随即确定派吴大澂与续昌前往朝鲜“查办”的对策方针（注：详见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96，中华书局，1987年，9-11页；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27-28页，31页，3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520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348页，354页。）。12月28日，吴大澂与续昌率领400名清军士兵乘“富有号”轮船抵达朝鲜西海岸之南阳府马山浦，并于1885年1月1日进入汉城，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主要包括调查甲申政变真相、同朝鲜政府交涉以及同日本政府代表交涉等三项内容（注：详见前揭拙稿，《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另按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第115页，根据李鸿章致总署电而纠正吴氏《自订年谱》中“十八日抵仁川”之错误记载，改作“十三日（按指即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885年1月28日），申刻行抵朝鲜马山浦”，却于该条下书作“十五日，抵仁川港”，实际上仍是袭沿吴氏错误记录。查吴大澂一行之抵达朝鲜后，于次日登陆，并经水原府而进入汉城，根本没有经过已有日本军舰来泊之仁川港，详见当时李鸿章与旅顺、朝鲜之间往返电报及吴大澂致清政府之屡次报告。因此，《吴愙斋先生年谱》中所谓，“十五日，抵仁川港”之内容，属以讹传讹之错误记录，应予更正。）。就在到达汉城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2日，吴大澂一行第一次会见朝鲜国王高宗并进行笔谈，商讨朝鲜政府对日交涉方针。（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澂函附件三：照录十一月十七日与朝鲜国王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1588-1590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金弘集：《从政日记》甲申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编：《金总理遗稿》，汉城：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6年，112页。） 根据吴大澂《自订年谱》记载，吴大澂于同年1月14日，先后将所作“辨党论二篇”及“求贤论、育才论、节用论、恤民论、缓刑论、练兵论六篇”，交朝鲜政府“转呈国王”，同时亲书“节用爱人”与“民为邦本”两幅字转送国王。至同年2月7日，朝鲜国王高宗到南别宫下榻处第二次会见吴大澂一行并与之道别，吴大澂还向高宗赠送了古铜镜及枪法册子（注：吴大澂：《自订年谱》，转引自《吴愙斋先生年谱》，118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金总理遗稿》，115页。根据吴大澂《自订年谱》记载，当天吴大澂等曾将前来道别之朝鲜国王高宗“留之宴饮，薄莫（引者按：疑为暮）始归”。惟根据上述朝鲜王朝方面相关记录，朝鲜国王高宗于当天下午赴南别宫道别之后，又回到宫中，与大臣们商议吴大澂建议之书院规则等事，如此则首先在时间上与吴大澂《自订年谱》之记载互相冲突。因此，吴大澂上述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高宗实录》将此事记入“十二月二十日”即1885年2月4日，并称“中国钦差吴长庆”，其时间与人名均误。）。第二天即2月8日，吴大澂一行乘船离开朝鲜仁川港而归国，从而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之行。就在2月8日当天，吴大澂上奏光绪皇帝详细报告“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可以说是关于此次赴朝“查办”之行的最终总结报告（注：《会办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奏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4-6页。）。该奏折中提到“转呈”朝鲜国王的上述文字，要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