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6-0064-07 一、区域史研究概述 区域史，又称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谓区域史研究，就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正如我国著名地方史专家隗瀛涛先生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的《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西方史学家在近代早期就开始对区域史进行研究：14～16世纪意大利学者对佛罗伦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世纪法国圣摩耳学派制定了编写该国省区史的庞大计划，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先后完成了《郎格多克史》、《布列塔尼史》、《勃艮第史》等；再如法国车鉴学派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美国史学家对日本长洲地区的分析，也都是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中国古代纪述地方社会实情的著作比较多。宋代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中国现存地方志八千多种，而各类族谱则数量更多。此外，尚有不少纪述水利和边疆的著述，如清代成书的《湘湖水利志》、《东南水利》、《钦定满洲源流考》、《台湾纪略》、《秦边纪略》等。这些古籍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各地的社会习俗、经济资源和市场结构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关注热情。他们实际上是以侵略者的身份从事中国区域史的研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侵略需要。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东北、华北的城镇、乡村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而且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部分省份，例如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就包括中国十余个省区。此外，俄、美、英等国人士亦对中国东北、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进行过专门研究。 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纪录地方实情的成果出现了不少，有些带有地方史研究的性质，诸如梁廷楠《夷氛闻记》、《粤海关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缪荃孙《秦淮广纪》，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陶成章《浙案纪略》、湘路危言社《湘路危言》，黄钺《陇右光复记》、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等等。民国时期，严格意义的地方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成了史学工作者表现爱国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台湾通史社1921年版）、彭子明《台湾近世史》（民智书局1929年），傅斯年《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贺岳僧《西北史纲》（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版）、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这些都是区域性通史，有的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亦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广东省银行1942年版）、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1940年版）。还有一些区域史料专辑，像《上海研究资料》、《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湖南文献汇编》（湖南文献编辑委员会1948年版）等。 二、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概况 建国以后，区域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反映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各地实情的历史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料中，有反映地方人民反抗侵略和革命斗争的，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选编》、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杨奕青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康立之等编《山东教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在各地史料选辑。有反映地方工商各业发展状况的，如陈旭麓等主编《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汉冶萍公司》（均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胡光明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杜受祜等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何泉达编《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史料》、江苏省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李华编《明清北京工商碑刻资料集》、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山西财经大学经济系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亦有综合纪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王刚编《清实录四川史料选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唐力行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专史资料，如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编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地方史学会、历史研究所、文史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联及其他政治和学术机构在挖掘、整理地方史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湖南考古历史所于1958年创办《湖南历史资料》；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1957～1959年间编辑了《山东历史资料》（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山东历史资料选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在60年代初合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共出5辑，80年代初又编辑出版《重庆工商史料》4辑；80年代，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化志办公室先后编辑发行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和《武汉文化史料》，《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发行了《武汉新闻史料》；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创刊《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办发行了《天津历史资料》。各省市和部分县区政协编印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主持下，全国32家省级文史研究馆于90年代初汇编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容以反映本乡本土历史为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已出版4辑，计48册。各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在80年代初创办的方志期刊，在辑录地方史料方面亦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一些主要地方报刊，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长沙《湘报》、《大公报》、北京《晨报》、沈阳《盛京时报》等，先后被影印出版。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和江苏古籍等出版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合印行《中国地方志集成》，已再版四川、江苏、安徽等省清代和民国时期各类地方志数百部。从80年代开始，各地新修方志亦源源不断地问世。所有这些史学基础工作的进行，为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