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问世已两年有半，对原书有所补充修订的中文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一年。该书是自1993年开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一成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由狭间直树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藤慎一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共同举行的《东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启超》座谈会记录，详细阐述了日本学术界的看法（注：《みすず》第470、471号，2000年5、6月。）。而中译本出版时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峡两岸学人的期许和推重。此外还有学人做过简要评介（注：孙明：《思想版图的考索及其它》，《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2日。）。对于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早有耳闻和实际接触。1994年初到访该所，为准备报告，承借该所同仁共同签注的一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当时已完成对庚子勤王运动的初步研究，深知有关保皇会人事的史料很难解读，1992年到日本进行访问研究之前，在经历一大曲折，几乎完全推倒原来的判断后，殚精竭虑两年，才将有据可查者大体解开。当时自诩此事域外学人绝难做到。而人文科学研究所签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显示，他们对有关部分的破解，亦已尽人力条件之所能，不禁诧为奇事，益信该所前辈所称头甲之说，实为自负而非自谦。在学风多变的今日，该所能将京都学派的传统一直保持，的确难能可贵。1998年9月，又参与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举行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学术研讨会”，与会日本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成员，得以进一步了解其研究路径和进展，并撰文加以评介（注：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后，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与狭间教授交换过看法，得其大体首肯。因有国内外时贤评述于前，自己又有过相关评议，迁延至今，始终觉得此项研究及其发展前景，尚有未经学人充分论述和重视之处，而其所显示的路径，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借此机会，将斟酌已久的意见陈述一二，以见教于作者和同好。此文本来是为日文版而作，现在同时面向中文版的读者，问题意识或许更为明确。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一，认识作为世界近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及作用；其二，从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大转换重新估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其三，改变以往对中外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滥用平行比较的格义附会，将不同文化系统的精神关系落实于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 东亚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一方面尽力吸收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为世界近代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并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启超的单向运动，在此过程中，他既通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并受明治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与接受样式的制约，又有基于中国文化和个人学识的再选择与再创造，由此产生的从概念到思想体系的变异，反映了东方固有文明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并且导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从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毕竟不够正确，甚至一度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因而无论如何难以与孙中山相比，尽管有学人力图证明，在“革命”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可能还在孙中山之上（注：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转换角度，看法自然发生变化。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在所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经历了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使得新政前后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截然两分（注：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1998年新4期）。该书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动。）。由于作者将变革的动力归于清政府及官绅支持者，又过于强调日方的善意，加之论证的方式偏重于现有成果，对原始材料的发掘检讨严重不足，许多论点遭到不同背景的学人质疑，也影响了对其颇具启发性的意见的关注。就个人而论，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用后来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的认识不免幼稚，从历史的进程看，则梁启超所作所为不仅难能可贵，简直就是绝无仅有！这是以狭间教授为首的一班学人选择这一课题的要因之一。 然而，尽管梁启超聪明绝顶，毕竟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中西学训练又不够完备，能够担此大任，确是遭逢时会，一面是戊戌政变后国人对于新学的渴望，因为政治需求不得满足而更加强烈，一面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量译介西书，并过滤消化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东学”。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将二者沟通联系，并做适宜的选择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伟业。梁启超的自觉见于《论学日本文之益》和《东籍月旦》两文，所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对于“东学不如西学”，梁启超当然有所认识，知道东学无一不从西来，中国通商数十年后，还不得不由读东籍之人输入西学，“是中国之不幸也”。但中国治西学者转不如治东学者收效之大，由于前者大都不通中学，所从西学之师又水准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读懂各科西书，需时较长。所以，“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80-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