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4-0145-04 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史,是咀嚼、消化、挖掘和发展前人思想成果的过程。研究者一方面要担当起思想整理与传播的任务,另一方面,要继承思想家们的“遗愿”,把他们的思想发展得更深更远。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研究者控制着思想传播的源头和思想创新的阶梯,他们的错误会贻谬千里。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误区有多个,下面仅就常见的几个做些分析。 误区之一:用大概念解说思想 大概念泛指那些指称不当,概括失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且冰冷无情,抹杀思想者们个性光辉的词语。在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使用大概念主要见于叙述和评价思想者思想的场合,其特点是用一套不适于所述思想的话语体系,歪曲了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实际影响。 比如,在论及康、梁及其戊戌维新运动的原因与目的时,人们常说:“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政治运动,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这里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等,都属于大概念。因为联系到1898年的中国情形,我们不难发现,“资产阶级”这个词很难把握。到底哪些人属于资产阶级呢?那个时代我国的资产阶级刚刚萌芽,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很不容易。它不像我们说“中国人”或“士、农、工、商”那么一清二楚,毫无歧义。为了理解这个词,我们必须仔细归类,把当时各阶层的人过一遍筛子。这样,“资产阶级”这个似乎使叙述简单化的词语,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 又如,在评价戊戌维新时,一些学者说它“是场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它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此处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是大概念。它们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与概括性,已大大地剔除了具体的社会表征与规定,把本来活生生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关涉每个人生存、发展、幸福、自由的社会制度,精缩成单一的、凝固的、超越个人需要、欲望、感情、思想等因素的抽象本质,高度概括,较难理解。在1898年,一般人并不知晚清社会中什么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是那些仁人志士,对晚清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为何物也不甚了了。在这样情形下,让前人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恐怕是纸上谈兵。所以,不论说戊戌维新变革了或没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都不恰当,而因其所谓的“没有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而贬低它的地位更是不公正的。 大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常常有一种潜在的逻辑,就是思想者不能有自己的个人性、独立性,一定要代表某一集团或某一势力;思想不能单纯地从思想的角度来评价,一定要看它的社会价值。因此,本来是个人的观点,总要冠以某某阶层、阶级的大帽子;本来是思想的火花,却偏要它破除黑暗,并因它未曾破除黑暗而加以否定。这套逻辑采用的视角、框架、概念都不恰当,它必然导致思想的误读与误解,最后也必然埋没思想的美景与宝藏。其实,思想者首先是个人,而且一般而言也仅仅是个人。他们未必想表达一个阶级的愿望,也很难表达一个阶级的愿望。按现代法律精神,在别人未授权时不能随便代替别人发表意见,否则就是违法;人和人之间也很难互相代替,思想者个人、个人一己之见的存在本身都是合理的,它们都有意义和应受重视,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个人性而抹杀它们,也不能为了抬高它们而强加上不当的群体的色彩。从根本上来说,人是个体的,思想也是个体的,从个人角度理解思想者及其思想也许才是最合适的。 另外,思想可能会转化为物质的力量,造成社会影响,也可能不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形不成社会影响。在思想和社会之间只有可能的联系而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社会的发展是多因一果的,思想之因占多大比重尚难以度量,但在近代中国这样文化和传媒都很落后的社会中,思想的作用肯定不会很大。因此,以思想的社会作用来评价思想的价值,和以一只鸡是否能下蛋来判断它的公母是一样的。另外应该看到,思想的进步性与落后性,和它们会产生多大的社会作用间也没有对应关系。进步的思想社会作用未必大,落后的思想社会作用未必小,这和“知识就是力量,而无知是更大的力量”是一个道理。所以,以一种思想是否改变了社会弊端来评定其价值,是强人所难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俗见的体现。 误区之二:片面的文本解读 文本解读的片面性包括几种情况:其一是对思想史上多人探讨过的命题解读片面,在把握该命题时只看到一个论者的文献和观点,没有参看其他论者的文献和观点,结果对命题的理解不全面,丢掉了构成该命题的其他重要思想部分。其二是脱离实际或实践来看文本,只重著述而不重生活,在依靠文本确定思想者的思想内容与性质时,因不能用实践加以考察而真伪不分、本意不明。其三是对某种思想的含义作片面的甚至歪曲的理解,或背离思想的原意,或遗失思想的精髓。其四是光看一人而不及他人,不能对思想者们作整体的把握与群体的解读,造成思想的分析缺乏力度,归因究果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