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10-0088-05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是一个老题目，检索过去的研究，对其归根到底的评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肯定与否定。肯定者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根本不同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所竭力鼓吹的亚洲门罗主义”，（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不能把二者看作是“猫鼠同笼。”（注：林家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特征》，《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0、11合集。）而否定者则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确有浓厚的媚日色彩，实为“与虎谋皮”，客观上“被人利用了。”（注：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6-177页。）学术研究允许百家争鸣，问题到这里似乎已无话可说。但于我总还有一丝疑惑：与孙氏大亚洲主义思想对应的日本大亚洲主义有哪些基本内容？搞清楚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基本内容对于正确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不可少的一环。赵军教授曾专门就二者的比较两次撰文，（注：参见赵军：《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吾人之大亚洲主义”辩——再论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下）。）但仍不足以让我完全释疑。最近读到盛邦和教授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顿有开朗的感觉。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注：一说起源于1842年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彼时日本朝野上下一致主张“联华”（参见杨鸿烈：《大亚洲主义八讲》第五讲，《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第1卷，1942年），但由于其基本观点是为汪伪政权的投降政策辩护，不足为今人所借用。）在盛邦和教授看来，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有其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继则演绎出文化亚洲的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注：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5页。）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前两个阶段基本近似，但与“大陆政策”侵略主义理论则不相容。 一、对“亚洲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观的回应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与其“攘夷”论分不开的。作为后进的工业国家，日本在其拉开近代帷幕之时，即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冲突。严酷的历史现实，迫使日本将反侵略作为时代主题，并试图与亚洲周边国家联合以实现这一主题。1863年，日本著名思想家胜海舟即倡导“亚洲联盟论”，主张日本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广为游说”，说明亚洲联合、建立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特别是宜由日本、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衡以共抗西洋”。（注：［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第102、103页，转自盛文。）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民权主义运动的开展又助长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发展。日本一些报纸对大亚洲主义作了较有声势的宣传，并重点论述日本与亚洲唇亡齿寒的关系：亚洲气运衰微，一旦成为西方属国，日本也将同样遭殃，因此日本宜与亚洲结为联盟，相互支持，才是最善国策。（注：如，明治七年（1874年）四月十三日，《朝野新闻》上的《东洋的气运》一文说：“观今日亚洲，无疑已陷极端悲惨之景；视将来亚洲气运，不吉之兆已迫在眼前”，亚洲的危机即为日本的危机。英俄诸国早已将日本与东洋诸国家等同视之，一有机会，则对日本有所企图，日本惟一的选择是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日本一些“忧国志士”甚至主张效法欧洲，实行“东洋连衡”，“超越驾驭欧洲”而上之。（注：［日］草间时福：《东洋连衡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转自盛文。） 日本早期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同盟论并非空泛之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日本当政者与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与国运走势。由此，日本早期亚洲“同盟论”思想主旨离不开对中国的态度。从本质上讲，亚洲同盟论即指日本与中国、朝鲜的战略联盟，而最关键的是“中日提携论”。一批持大亚洲主义观点的日本人士有“支那不可轻论”，认为“轻视中国之倾向应匡正，轻视中国之弊病当扫除”，（注：《支那不可轻》，《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八年（187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转自盛文。）“不做远谋之计，单纯轻视中华帝国，将成日本失败之因。”（注：《不可轻视清国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十一年（1878年）一月十二日，转自盛文。） 尽管当时日本朝野的普遍心理是想要摸清中国经济与军事的真实底牌，强则避之，弱则击之，强弱不明则暂时“连携”，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外交色彩，但在形式上还是基本呼吁由“轻视中国”转向“日清协和”的。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动机与日本是不同的，但对于“亚洲同盟”、“中日提携”的形式还是赞同的，并且也同样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孙中山大量的谈话和演讲中都有所体现，现单以1924年11月为例。 11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对日本新闻记者说：“我们中国国民，想同日本国民联络一气，用两国国民的力量，共同维持东亚大局。”（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2页。） 11月24-26日间，在与《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的谈话中他还谈到“中日友好”的必要性问题，他说：“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日本国民如不改变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2-3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