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赞到冷讪

      严复与梁启超，均为维新运动时期旗手式人物，彼时二人一居津沽，一居沪滨，倾心力而拯华夏，凭报章而发危言，此响彼应，实思想界之双子星座也。但随着历史进程之渐变，二人歧见日显，于是，严对梁由亲而疏，由赞而讪，昔日声气相投的一对盟友，终于令人遗憾地分行于殊途。

      褒奖与勖勉“梁君梁君无怠”

      严、梁之建立联系，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主持《时务报》之初。其时，严已“胸中有物，格格欲吐”，接连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诸“光焰万丈长”的惊世之作，“摧陷廓清”的《时务报》恰在上海问世，这无疑使正登高呐喊的严殊为兴奋，立刻感到了同盟军的力量，他迅即驰函创办者梁及汪康年，极其热诚地祝贺道：“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聋发聩、新人耳目已也。”又说：“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时务报其嚆矢也。”他在连道了“甚盛！甚盛”之后，特寄上汇票百元，“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1](P.505)。

      较之梁，严要年长19岁，比梁的老师康有为还要大4岁。而此时在梁之心目中，严实属前辈。对严前辈此种隆盛期祝，24岁的梁自然心存无限感激，他随后曾两致信于严，尽倾其仰慕之情。严得梁信亦殊觉高兴，对其钦颂不免复函作一番回应：“前得复札，于无似（严自谓）私心，若桴鼓之相应，喜慰过望，殆难以言语形容也。近复得九月二日书，其用意恳到，盎溢楮墨间，自维何物，乃膺斯宠。”他特意谦逊一番：“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汗颜也。”而后便极热诚地赞梁之办报成绩：“《时务报》已出七帙，中间述作，率皆采富响闳，譬如扶桑朝旭，气象万千，人间阴曀，不得不散，遒人木铎之意，正如此耳，风行海内，良非偶然。”应该说，这褒赞与肯定，实发其肺腑，而非虚誉。

      对比严的学贯中西，梁深为自己不谙西文而觉不安，信中他曾叹感：“学不知本，则隔靴搔痒；不通文语，则凡所诵习，皆彼中粗迩吐弃之谭。”严觉梁这“ｈｕī抑之语皆由至诚”，于是极恳挚地勉勖道：“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致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无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而已哉！梁君，梁君，无怠！”得知梁正从人学拉丁文，严颇高兴，他认真地对梁说：“此文及西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中国之雅学，学西文而不及此，犹导河而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他深虑梁因事繁而中废，便叮咛其“日抽一二时为之，期勿作辍”，并预言“一年之后，必有妙验”。他非常郑重地告诉梁：“近来士大夫欲问津西洋文学者，颇不乏人，浅尝之后，多以俗累致废。……在他人，仆固未尝怂恿之，至于足下，则深愿此业之就。”他满怀真诚地寄望道：“使足下业此而就，则岂徒吾辈之幸而已，黄种民之大幸也！”[1](P513-515)为神州期栋梁之殷殷情状，跃然纸上。

      规诤与匡纠“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

      《时务报》办了一段时间后，严发现梁为文存在率易轻忽、不甚严谨之病，这使严大觉有向对方提醒一下之必要。于是他搦管直书，坦诚地对梁文之讹作了长长的摘评。此摘评今未得其传，但从梁的复札可知，该文对梁震动甚大。梁在复札中说：“二月（光绪二十三年）间得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数十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

      在以“承规各节，字字金玉”八字对严信价值作了概括后，梁又自我检讨道：“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议论，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虽然，就今日而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先生谓‘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日之言必多可悔’，乌乎，何其与启超今日之隐念相合也！”[1](P.513-515)应该说，严对梁的这种规诤，绝对是一秉其公心而抒申其善意，实在是期冀梁能导国人以正途，而勿贻人以谬错。他后曾向人言及此事：“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闻（梁）当日得书，颇为意动。”[1](P.648)梁的这种“意动”，亦乃由衷而出，而非浮塞之言。他曾认真地向康有为感叹：“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2](P.75)。

      但是，梁毕竟年轻气盛，感动之余，仍不免自辩，竟说：“天下古今之人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他还反诘道：“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

      不过，辩解归辩解，梁对严的某些批评亦不能不心悦诚服，其复札中尝言：“来书又谓‘教不可保，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敢言之也。”借此他将腹议已久的一种疑思向严提了出来：“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他说他此前之所以提倡孔教，原不过欲以一尊而集群心，但定一尊必窒碍人们思想，不利新学之产生。究竟是以一尊而求人知，还是“散其藩篱”而解放思想，他尚未取定主义。他诚恳向严请教：“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1](P.51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