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长期以“天朝”自居。1840-1842年鸦片战争及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崩溃，但“天朝”的观念仍顽强地存在着，在此观念影响下的外交行为引起了中外交涉中的许多争端，这对清朝对外打开局面，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十分不利。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扫荡了“天朝”体系的残余，“天朝”的观念随之崩溃，但清朝并没有能立即掌握另一套西方样式的国际关系、国际惯例的知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仍显得有些隔膜。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于此有所改变，试图掌握更多的西方知识，使清朝的外交在程式上更能与西方相接。 本文旨在叙述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对外态度的调适，拟从细小事件的描述中，展现昔日“天朝”大皇帝在19世纪末期以弱国之君在帝国主义强压下顽强的欲有所作为的种种表现。 一 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为“礼治”。清朝也不例外，礼仪是其重要的政治活动内容，且有其非常的刚性。对清朝礼治的挑战首先来自域外，这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G.MaCartney)来华时的觐见礼仪之争。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西方列强在“公使驻京”一事上又有长时间的相争相抗，其核心仍是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注：参见茅海建《公使驻京本末》，收入《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873年6月，同治帝亲政后，日本及英、法、俄、美、荷兰五国首先实现用西方礼节觐见清朝皇帝。觐见在西苑紫光阁举行，各国使节行鞠躬礼，其国书被奉至皇帝面前的御案上，同治帝也通过恭亲王奕之口，表达其亲睦之意。 此次西礼觐见实现后，清朝与西方各国在觐见礼仪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觐见礼的地点在西苑而不在宫中，紫光阁又曾是清朝皇帝接见藩属国贡使的地方，由此引发了西方使节的种种不快。后因同治帝的病逝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的活动又中断了很长时间。 1894年11月12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最激烈之时，光绪帝在宫中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及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国驻华公使，并亲自用满语致答词。此次礼仪改革，主要是进行觐见地点之变。据翁同榖日记，在此前一天，即11月11日，光绪帝就想在各国使臣觐见时“赐宝星”，并遣专使贺俄君即位。据翁称：“此二事枢臣兼译署者不谓然，上声色俱厉，意在必行。”（注：《翁同榖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749页。本文以公元纪年为主。所引有关史料仍为中国纪年。凡用阿拉伯数字者为公元纪年，用汉字者为中国纪年。请读者细察其中的差别。）此中的“宝星”，即为勋章，光绪帝欲借此来加强与各国的联络（关于“宝星”后将再叙）；派专使赴俄致贺，迟至1896年才出行（先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后改派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枢臣兼译署”，则指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者，为当时的两位权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后皆被免职）。可以看出，就光绪帝的本意，似乎想在对外礼仪改革中走得更远。参加觐见的法国公使施阿兰(A.Gerard)后来评论道：“这次觐见本身标志着西方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让君王神圣不可接近和不可仰望的信条（直到那天为止中国礼仪使它带上偶像崇拜的性质），被纯粹的外交礼仪所替代。”（注：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6页。）这番评论表现出对清朝儒家“礼治”的本质不甚了了，却充分地肯定了此次礼仪改革的重要意义。此后文华殿觐见成为常例，有关的礼仪皆成制式（注：文华殿位于紫禁城内，是清朝此时不常用的一处宫殿。施阿兰称：“这座宫殿，已经相当陈旧，庭柱上的朱红油漆几乎剥落殆尽，露出它那光秃秃的雕刻过的柚木柱子，殿上的陈设只剩下几座青铜香炉和一排围绕着皇帝御座背后的屏风。”（《使华记1893-1897》，第36页）清朝档案中也有很有意思的记载，称1897年12月15日英国使臣在文华殿觐见，内务府关防处打扫文华殿门外地面及拔除荒草共用工1632人／日，用银244.8两；赁用杉槁，买办筐绳铁锹等物，用银45.6两；买办垫道黄土12万斤，用银48两。以上各项共用银338.4两。1898年4月5日俄国使臣文华殿觐见，打扫门外各项共用银286.6两。5月17日法国使臣文华殿觐见，打扫门外各项共用银286.6两。7月8日美国使臣文华殿觐见，打扫门外各项共用银338.4两。（内务府来文，外交，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441/5-50-1/N/17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以下所引档案除特别注明外皆藏于该馆）内务府的这些银两开支，很有可能是花账。但这些名目的存在，似又可说明文华殿平日不用而疏于打扫。又，施阿兰称，1897年俄国派乌什顿斯基亲王(Prince of Hespere Oukhtomsky)为大使来华感谢清廷派使致贺，赠送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礼物，并授慈禧太后圣卡特琳大绶勋章，觐见在太和殿进行。（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8页）查清方有关记载，此为误。光绪帝两次接见俄国大使，皆在文华殿。有关觐见的具体礼仪，可以举1897年日本新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递国书为例。总理衙门开出的礼节单称：“是日皇上御文华殿，升宝座。恭亲王、庆亲王奕劻先在东旁侍立。臣衙门堂官二人带领日本国使臣一员，参随、翻译五员，进文华殿中门，由甬路进入文华殿中门，使臣一鞠躬，向前数步，一鞠躬，到龙柱间正立，一鞠躬。使臣致词，翻译译文，各毕，使臣向前至纳陛中阶，捧书敬候，亲王一人由左阶下，接受国书，由中阶上至案前，将国书陈于案上。使臣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示收到国书之意。使臣退回龙柱间原立处，亲王一人在案左跪听，皇上以国语传谕慰问，亲王一人由左阶下至使臣站立处，用汉语传宣。使臣听毕一鞠躬，皇上答以首肯。臣衙门堂官带领使臣等后退数步，一鞠躬，退至殿左门，一鞠躬。礼毕，即带出殿左门，走甬道，由文华门东左门出。”（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1932年印，第2-3页））。 1898年新年各国公使觐见贺岁也非同寻常。据翁同榖日记，光绪帝在觐见前两日，即2月13日召见军机大臣时称，各国公使“将以舆马入禁门”（即所谓清朝礼制中“紫禁城骑马”、“紫禁城赏乘两人肩舆”），表示“可曲从”，而翁氏以“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为辞委婉地表示反对（注：《翁同榖日记》第6册，第3093页。当时各国公使的新年贺岁礼于中国纪年正月举行，故与公历有差。）。光绪帝的态度很可能是因1897年新年觐见的礼仪交涉所引致（注：1897年2月26日，各国公使新年致贺觐见，法国公使施阿兰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径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E.Heyking)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人提出对法国公使的违礼行为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事已如此，即便交涉，也不能让法国公使重走一遍。第二天，德国公使为扯衣袖事提出交涉，表示敬信若不至德国使馆说明此理，将不出席总理衙门为各国公使举行的宴会。此后，美国公使田贝(C.Denby)、法国公使施阿兰、德国公使海靖、比利时公使费葛(C.Vinck de Deux-orp)也先后提出交涉，要求行走中门，并请在东华门内乘肩舆，皆被总理衙门所驳。1897年4月21日，法国公使因本国授光绪帝勋章觐见，仍在文华殿进行，出门时走文华门左门。（见《翁同榖日记》第6册，第2977-2978、2983、2986、2990-2991、3093页；《张荫桓日记》，澳门尚志书社，1999年，第238-240页）），但他并不知道，就在翁同榖表示反对的当天，美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更改觐见礼。15日觐见时，各国公使皆从文华门中门出，此一违礼的行为，总理衙门也予以了默认（注：《翁同榖日记》称：“稍有失，亦未与较。”（第6册，第3093页））。 就在此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又译显理亲王）来华。清廷命驻德公使了解西方的相关礼仪，以便接待（注：1897年12月28日，总理衙门收到尚未卸任的驻德公使许景澄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己刻。顷赴外部称，奉德主之命云，总署愿接待王弟，极欢喜，并致谢。至德国按理商请兼为中国利益之事，愿速议成。王弟新正廿一抵香港，以后程期尚未定。请转中国国家等语。据闻。”（宫中电报电旨，157/4-18/92）其中所谓“按理商请兼为中国利益之事”，系指占领胶州湾。此一电报上呈光绪帝。清朝为此命许景澄查西方礼制：“发许大臣电。正月二十八日。函悉。德亲王礼制较崇，此次来京请觐，带有德廷礼物，自应优加接待。希博考西国接待亲王礼节，详细电闻，以便妥速核办。”（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207/3-50-3/2082）许于此事两次复电：“二月初七日。遵考西礼，亲王将至，派提督、副将、都司三员先迎于陆境或舟次。主国亲王迎于车站，同车导至所舍宫邸。君主即以是日延见，用客礼。旋偕至外厅，由亲王筵请其从僚。此后辞行再见，或有事另见，无常例。所派官常值照料，出门则提督陪乘送，如迎礼。”“二月十一日。加考西礼，据金楷理询德礼官云，向无章程专书。惟主国亦有遣亲王至陆境或舟次迎送，视两君交谊为衡。至泰西君主尚有设宴及答拜等事。此由西礼宽简，或各国宗藩多姻娅故云。查中西礼制悬殊，德藩尚未明言赴京，拟请核办后通行各驻使，冀免临事争论。备酌。”（宫中电报电旨，157/4-18/94）许该两电皆呈光绪帝。此外，新任驻德公使吕海寰也有函件说明德国礼官所陈接待亲王礼节。）。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海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