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活动的文化根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牛贯杰,(1974-),男,北京房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行为不是偶然孤立的政治行为,而是承袭传统的游侠之风、尚武精神以及对“贤人政治”的反叛,并吸收借鉴当时盛行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行为。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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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2)04-0065-04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暗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意向非常广泛,就本文所论述的内容而言,仅囿于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暴力方式,而有别于清政府内部政敌之间相互倾轧,民众仇洋情结的感情发泄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清末政治暗杀具有双向互动性。不仅革命党人将其作为一种反政府的暴力行为方式,而且清政府也同样利用它作为扑灭绞杀革命势力的有效手段,如暗杀杨衢云事件等。本文所论的范围专指前者。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似乎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其总体的研究更为不够。

      一

      谈起辛亥革命,人们往往会想到武昌起义及革命党人在此前发动的一系列起义。其实,暗杀作为暴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据笔者个人的不完全统计,一共计19次。如表所示:

      时间地点刺客 被刺对象有关组织

      1900年

      广州史坚如 两广总督德寿 兴中会

      1901年

      北京陶成章 慈禧

      1904年

      北京杨毓麟、苏鹏等 “谋炸清廷横滨暗杀团

      

      宫苑”[1]

      1904年

      上海万福华 前广西巡抚王 光复会

      

      之春

      1904年

      南京易本羲 户部侍郎铁良 日知会

      1905年

      河南彰德王 户部侍郎铁良 日知会

      1905年

      北京吴樾出洋五大臣“北方暗杀

        团”

      1906年

      南京杨卓林 两江总督端方 同盟会

      1906年

      广州刘思复 广东水师提督 “支那暗杀

      

      李准 团”

      1907年

      安徽徐锡麟等安徽巡抚恩铭 光复会

      1908年

      安徽范传甲 协统余大鸿

      1909年

      南京喻云纪 端方 同盟会

      1910年

      北京汪精卫等摄政王载沣同盟会

      1910年

      北京庆亲王

      1911年

      广州温生才 广州将军孚琪 同盟会

      1911年

      广州林冠慈 李准 “支那暗杀

        团”

      1911年

      广州陈敬岳 李准 陈炯明组织

        暗杀团

      1911年

      入川途中端方

      1911年

      伊黎伊黎将军志锐

      清末革命党人暗杀活动一览表(1900-1911)

      注:[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284页。

      如表所示,从时间分布上看,除了1902年和1903年之外,从1900年到1911年的十余年间,每年都有暗杀事件发生。而1904年-1905年,1910年-1911年更是成为发生频率相对频繁的时期。从空间范围上看,北至北京,南到广州,东达上海,西至新疆,遍及全国范围,并集中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两个中心,分别发生了五起暗杀事件。清末革命党人暗杀风潮的规模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不仅对于推翻清王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到民国初年仍然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内容,如宋教仁案,陈其美案等。因此深入对于这一时期暗杀风潮的研究,对认识辛亥革命具有历史价值。

      二

      上文简单地钩陈了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这一风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和考察这股暗杀风潮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诱因。

      1.游侠之风

      游侠通常是在“强弱判而无力者危,贫富县而无赀者殆,贵贱分而无执者困,愚智辩而无知者伤”的情况下,用来“底厉锋锷抑彼优者而申此烝民之屈”(注:运甓:《释侠》,《民报》18号。)。古代的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注:《史记·游侠列传》。)。到了近代,游侠精神已成为暗杀文化的宣传品。矢志于暗杀的人多标榜游侠精神,吴樾将名字改为孟侠,秋瑾也自号“鉴湖女侠”。在刺客的传记里也多记叙他们的共同品质是“好任侠”。时人将“五酋考察宪政,砰然一声,而民知有革命”的刺客吴樾、“恩铭巡阅警兵,弹丸洞其腹”的徐锡麟、“不获发难,而身先戮”的史坚如这些人物看做侠士。其实他们呼唤的正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注:汤增壁:《崇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进行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将侠的“我启其途,人步其武,我为其先,人缵其绪”的品质看作是行“荆轲聂政之事”(注:运甓:《释侠》,《民报》18号。),实际上“到了唐代诗人和小说家手中,游侠与刺客已混为一谈,不再界限分明了”(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对游侠精神的热切呼唤显然是对暗杀思潮的鼓吹。他们将暗杀看作是“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声”(注:汤增壁:《崇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的有力手段,如果真能弘扬游侠精神,就可以改变“四百余州,腥膻遍地,汉民罢于奔命,不获廓清,而奸人且作之梗,豺狼恣于朝,哀鸣遍于野”(注:汤增壁:《崇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的状况。由于“侠者举事,志在必成”,以极端手段追求目标,不可避免“其途径狭隘者也”。而此途径正是“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义军之战,伐木不必受自它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壹志所谋”(注:运甓:《释侠》,《民报》18号。)的政治暗杀。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注:《史记·游侠列传》。),表明政治暗杀与人们的传统思想相抵牾。革命党人却将其与反对专制联系起来,“儒为专制所深资,侠则专制之劲敌”,“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注:汤增壁:《崇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游侠精神作为暗杀理论基础之一在清末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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