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02)03-0010-12 上海中西女塾是清末开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在其存在的整整60年时间里不仅在上海地区声名显赫，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关于该校历史，学界迄今为止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力图在较为全面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此作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对拓宽近代教会女子教育的研究视野有所裨益。 一 上海中西女塾是1892年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和海淑德(Miss Laura A Haygood)共同创办的，促成中西女塾开办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教会教育专业化和世俗化之趋势。近代教会教育始于1818年伦敦会在马六甲创办的荣华书院。1844年英国圣公会的艾德茜小姐(Miss Aldersey)在宁波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的经费开支来自于艾德茜本人收入。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召开时基督教会在华学校总数347所，学生人数5917名，其中女子学校120所，学生2184名。（注："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IX(1878).P115.（纯粹宗教性质的主日学校及其学生不在上述教学之内））从统计数字看可以说教会教育已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这些教会学校就其属性而论，它们首先不是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的，乃是作为福音机构而存在的。传教士们开办这些学校不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不是为了实施普通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为了传播福音，这些学校实施的是典型的传教教育。不平等条约的护符和一手举着《圣经》一手举着面包的传教策略，使得传教士们可以轻易地网罗到一批流浪失学儿童，进而实施其教育。这些学校和学生自然是传教士们工作的成绩，也是其向母会争取进一步经济资助的资本。但是，这样的教会学校很难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接纳，不仅保守的官绅士大夫对其嗤之以鼻，就是一般良善的百姓也避之唯恐不及。传教士如果想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首先必须把学校办成真正的学校，以其优良的学制与水准来吸引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入学，博得官绅士大夫的好感，这样基督教在华传播才会减少障碍。正是基于传教成效的现实考虑，到19世纪80年代部分差会开始调整其传教策略和教育政策，教育领域的专业化和世俗化过程开始了。在办学方针上，这些差会改变了过去只招收信徒子女的做法，将招生范围面向全社会，其中主要是上层人家的子女，学校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信徒和教牧人员，改为以培养具有基督教信仰和在基督教影响之下的世俗人才为主，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学生离校后大多并不在教会内工作。在教育形式上，一般采用双语制教育，学校多取名“英华”、“中西”。美以美会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它于1881年1月19日在福州开办了鹤龄英华书院，（注：Eddy Lucius Ford."The History of the Educatural Work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Christian Hearld Press,Foochow,1938)P146.）并在北京等地开设了几所同类性质的校。在天津美国公理学教士山嘉利(Charles A.Stauley)也提出要创办一所英华书院制的学校。（注：Roberto Paetrno:"Devell Z.Sheffield";"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edited by Kuang-Ching Liu.(Haward University,1970)P54-59.）美国圣公会也在80年代，在圣约翰书院引入英语教育，尽管它还带有较浓厚的寄宿制学校的特征。（注：Fifty Years of St.John's,1879-1928（上海市图书馆藏，以下简称上图藏）P2.参见《万航渡圣约翰书院见启》，1883年2月5日《申报》.）总的看来，教会方面在开办这些学校时的功利主义取向，使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世俗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贵族教育和精英教育的烙印。 监理会方面也不甘落后。监理会，属循道宗，本与美以美会属同一教派，1844年因在黑奴问题上持见不同而分裂。监理会最早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是1848年。1881年监理会任命在华工作20余年的传教士林乐知(Young I.Allen)为教长，总理该会中华教务。这时监理会共有男女寄宿学校3所，学生45名，走读校16所，学生200名。（注：A.P.Parker,"Short account of the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 Since 1877",The Chinese Recorder,Vol.Ⅻ(1881),P294.）但是林乐知对此并不满意，他说这些学校是“分散的，学生来自最低下、最无希望的阶层”。他希望开办一种新式学校，吸引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阶层”的子女入学。（注：A.A.Bennett:"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ang J.Allen and his Magazines".(The University of Geogia Press,1983)P85.）在他的亲自主持下，一所双语制学校——上海中西书院在1882年正式成立。中西书院的开办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开学不久，学生在校人数即达400余名，因额满不能入学的尚有数百人。（注：赘翁（沈毓桂）：《中西书院议》，1882年5月30日《申报》.）这同那些供应饭食铺陈相招徕、尚且招不到学生的教会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来在中西书院最初的章程中是有“女师教授女生”、课程与男生同的条例的（注：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万国公报》第14年666卷（1881年11月26日））可能是格于中国传统的男女之防的成例，中西书院开办后并没有招收女生。现在中西书院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林乐知，促成他加紧开办同一类型的女子学校。 其二，中国社会尤其是沿海开埠城市关于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只有教会单方面的政策调整是不够的，没有中国社会观念结构的改变，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的教会女校仍然难以建立起来。中国一向的传统是漠视女子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在整个社会根深蒂固，虽然个别世家大户可以延师入家教育女子，或由父母双亲传授一些女子伦理训则，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和社会对女子的严密苛酷的防范使得系统的女子学校制度根本无法建立起来。五口通商以后欧美各国女子教育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社会，而传教士所办之女子学校也赫然立于国人之前，尽管这些学校的招生主要是局限在教会之内，但对国人的震动是巨大的，人们始而愕然，继而愤然，终而释然，传统的观念开始逐步发生变化。1876年《申报》发表《论女学》，文章以钦羡之语气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女子教育的情况，并说“盖今之西国女学适与昔之中国暗合，夫亦犹行古之道也。”（注：《论女学》，1876年3月30日《申报》.）实际上是希望中国也创办女学。后来该报又发表了三篇提倡女学的文章，在当时中国可谓开风气之先。（注：《女学堂议》1888年1月5日《申报》；《育闺人议》1889年2月18日《申报》；《女学堂余议》1889年2月22日《申报》.）林乐知开办中西书院时有人就询问他有无女校可送女子入学。（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P264.）从轻视女学到主动为其子女寻求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观念上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正是这个转变为那些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的教会女子学校提供了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