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观应的研究，从1921年到2001年，出版了文集两部，论著3部，发表了论文160余篇（含澳门版《纪念郑观应学术研讨会文集》所收论文，台湾地区及海外未计）。如果说此80年的论作是“厚积薄发”的话，那么，2002年“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便可谓是花果琳琅、令人欣悦了。 由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7月23-27日在澳门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澳大利亚的110名学者，为研讨会提交论文100篇。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盛会，就会议规模来说，是前3次（1992年8月·澳门·纪念郑观应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澳门·纪念郑观应诞辰15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7月·澳门·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所提交论文的近3倍。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学科类别有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文化史、教育史、新闻史、宗教史、医学史、社会史、区域史等领域，历史事件涉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民初政争等时段，视角揽括了郑观应身世、家族、思想、信仰、事业、品格、人脉、养生等各个层面。学者的论文，有旧论题的拓新，更多的是新领域的开辟和新史料的研作，可谓涉前人之未涉、发前人之未发，堪称郑观应研究的一次大面积丰收。兹将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 20世纪50-60年代，对郑观应作过评价，认为郑氏是买办，其实买办是个职业，不能算评价。这次讨论会有一个比较认同的看法，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爱国进步的思想家，成功的、卓越的实业家。其“近代化”的内涵为：一、把中国放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从而倡导中国走向开放，融入世界；二、批判、揭露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三、要求触及君主专制制度，第一个提出设议会的主张；四、强调科学、教育、文化的近代化；五、呼吁国家的经济向近代转型，变“以农立国”为“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总体说来，郑氏是与时俱进的，当然也有顿挫，仍背负着较重的“传统”的包袱。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是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著名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他提出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实际上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对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等维新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何给郑观应作具体的历史定位？有学者认为，以往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郑观应被作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定性。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这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区别于他人的独特历史地位。有学者进而指出，启蒙的意义，在于不仅能站在时代前列，对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作出回应，而且能深切关注全民族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沿着科学化、理性化方向全面转换，这正是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者关注的重点。 如何对早期启蒙思想家作公允的评价，学者们认为，需要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他们的思想刚刚从旧营垒中走出来，其身心却还生活在旧营垒中。他们的思想尚有许多地方不成熟；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运用一些能被旧营垒认同的传统话语，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郑观应也不例外，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诚然，这类论述也蕴含着让同时代人方便理解和接受的成分。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者本身也有困惑感。 郑观应晚年的思想是否落伍，事业是否低迷？这是学者们颇为关注的焦点。有学者从家族、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认为，丰厚的商务经验与良好的时代机遇，足可使郑观应创立令人瞩目的个人事业，然其一生却积留了太多的遗憾。传统的社会道德则是造成此遗憾的重要原因。传统道德中的家族、家庭观念赋予的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但他的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因为他是长子。他要“显亲”、“娱亲”光宗耀祖；他要帮助众多的兄弟，一荣俱荣；他还承担有传宗接代的责任等等。过多的家族、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地异化他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家族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郑观应晚年明显地意识到传统社会的家族、家庭观念枷锁，制约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家族主义的处世立场有悖于国家、公众利益，尤其是对近代事务的破坏性。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个人自主自立的重要价值。他青年时期在近代观念意识的感悟和接受方面，始终是走在社会前列的，而在他晚年作品中出现对家族—国家观念关系和自主自立意识等的关注及强调，表明他直到晚年思想也未落伍。但在行动上他则不可能背弃家族主义立场，他在家族、家庭问题上凸现了理念与行为的矛盾，理性认知基本上无力抗拒现实利益对他的行动趋向的左右。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精英人物难以避免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