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发表了廖祖义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以下简称《“商战”》）。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很为新异的观点，认为《辞海》中有关“商战”词条的解释从头至尾均有误。首先，他通过对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分析，说明“商战”并非是“商业战争”的简称，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强调郑观应的“商战”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即郑观应的商战重在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内的竞争，《辞海》的解说违背了近代“商战”思潮的原意。由此出发，他认为《辞海》二、三版在解释“商战”时，引用汪康年《商战论》的例子也是不当的。因为汪氏的主张只有“商战”之名而无“商战”之实，将郑、汪二者相提并论，会误导读者对商战原意的理解。最后，作者建议《辞海》需要对“商战”一词进行必要的修改（注：廖祖义：《“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49页。）。 应当说，廖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对《辞海》“商战”词条的质疑，也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发展进程、中国人业已形成定势思维的“商战”思想提出了挑战。那么，《辞海》中“商战”一词的解释真的就犯了以上所说的错误吗？笔者以为未必。下面，本文特就“商战”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它的原意以及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主旨等问题，作一简要论述，以作为对廖先生一文的回应。 一 “商战”是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点，《“商战”》一文作者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他说：“商战”是“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特定范畴”（注：廖祖义：《“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52页。），并且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商战’的概念，最早是由清末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1842～1892）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来的”，（注：廖祖义：《“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49页。）这就不太准确了。 诚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主张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从而第一个明确提出“商战”的口号的确是郑观应。“商战”口号的正式提出，标志着“商战”思潮抑或重商思潮的正式形成。但是，作为重商思潮关键词之一的“商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却并非郑观应首创。“商战”思潮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可以肯定地说，“商战”一词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是近代的产物，它最先出现在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函之中。（注：这一观点王尔敏先生在其《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潮》一文就已提出，（载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书，（台湾）华世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238页）；刘学照在其《论洋务思潮》（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中也持同样的观点。）曾国藩在信中写道：“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7《复毛寄云中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科丛刊续辑》，第1辑（5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1982年版，第14551、14552页。）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不久，肩负着管理地方的重任，因而处处留意观察中外商务。他从传统旧学出发，灵活运用了古老典籍中商鞅的“耕战”一词，将“商”和“战”连并使用，并以秦国的富强来印证西洋各国的富庶，从耕战政策中酝酿出商战的词旨，极为精辟凝练地概括了近代中外通商的形势。曾氏对“商战”一词的使用，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继曾国藩之后，“商战”一词逐渐广泛地流传开来，知识分子们辗转引据，从不同角度加以阐发，使它的涵义愈加丰富，立意愈见明显。 到了19世纪70年代，肯定商战，视商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有监察御史李璠。李璠明显地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他在引用曾氏成说的基础上，又加以发挥：“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拒人之形胜，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他又说：“夫轮船招商，坚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贸易，直捣中坚之策也。”（注：李璠：丛刊本《洋务运动》（一），《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第165、166页。）可以看出，李氏对“商战”的功能和贸易的意义做了极为清楚的标识。 持此论点的还有薛福成：“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41页。）薛氏这一言论的提出，比李璠稍晚一年左右。作为曾国藩的幕僚之一，在关注洋务问题上，其思想显然也受到曾氏的影响。他由古代商鞅的“耕战”政策出发，申论当时西方列强工商竞争的激烈形势，并且提出了比曾、李两人更加细密具体的商政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