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久负盛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其学识渊博，思维活跃，学贯中西，著述宏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被时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期间各种思想，新的、旧的、中国的、西方的，不断地相互激荡、磨砺；处于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所深深关注的问题。 一 美国中国学专家刘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一书，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书为美国中国学界研究梁启超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使列文森一举成名。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先后有两本研究梁启超的力作问世，一为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1971年），一为黄宗智(Philip C.Huang,1940-)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1972年）。 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里，列文森与梁启超的心灵展开对话，重点探讨了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列文森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价值”二分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他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成员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中被撕裂了”。他的这一观点一度为许多学者所称道，也为一些大陆学者所认同。在大陆学界，这个命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历史与价值的张力”。所谓“历史与价值的张力”，这里需要做一个语义学上的澄清。列文森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不是指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而是特指一种文化传统，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儒家文化。当列文森说“历史和价值分裂了”时，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近代已经失去价值，而真正有价值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张力。这样，他巧妙地将“历史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命题换成了另外一个相关联的命题，即“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这是列文森提出的基本假定，在他看来，此乃梁启超所必然要面对的历史困境与文化难题，所以梁启超一出场就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激烈冲突，有着一颗敏感心灵的梁启超自然感到了这种文化冲突带给他的精神压力，因此他“试图缓解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 那么，梁启超是如何缓解这一冲突的呢？列文森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区别开来，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在理智上疏离而在情感上倾向他的传统”(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and emotionally tied to his tradition)这句话，成为列文森贯串全书的一句名言。由此可以看出，列文森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梁启超在理智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却仍然依恋着中国文化，然而除了这种情感上的联系，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很强的非连续性。列文森的这一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挑战，特别是张灏和黄宗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批驳。 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中指出，对于梁启超1896-1898年间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西方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梁启超所受到的儒家自身传统的影响。张灏别具慧眼地选择梁启超制定的两份教学大纲，来透视梁启超此时的思想。张灏发现从修身、穷理、经世等纲目看，它们仍然多数保存着旧有传统的形式，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如穷理完全被去掉伦理内涵，经世理想以“群”为核心，强调政治整合、民主化和隐约的民族国家理想，与传统经世思想的内容有重大偏离。即是说，“由西方冲击启动的文化蜕变，最终已渗透到内在的儒家思想领域”。 然而张灏同时也指出，梁启超这时并没有完全失去对所有儒家道德价值观的信仰，尤其是那些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在有关修身养性问题上，梁启超也仍以某些新儒家理论和道德箴言作为方向。无论梁启超有关教育范畴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仍深深地认同在他的教育范畴的整个格调中反映出来的儒家理想，即人生必须以道德和政治为主要方向。张灏指出，当梁启超排斥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时，他在理智上仍认同其它一些方面。梁启超在很早时就对晚清复兴的诸子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兴趣，很难说梁启超对这些哲学思想的兴趣不是真正理智上的，因为在他看来，古代法家的富强思想、墨子的博爱思想与西方的一些理想一样，具有普遍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儒家传统本身而言，梁启超对各个不同的思想派别也很熟悉，对他来说，那些使学派之间互相对立并引起长期争论的问题仍有着深刻的意义。所以说，“毫无保留地认为梁启超当时理智上已疏离中国传统，这将忽视他思想的辨别力，并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作出错误的判断”。张灏还探讨了梁启超1898-1907年间的思想，分析了他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化传统观。张灏指出，梁启超对儒家的道德体系采取了公德和私德的二分法，这时他主要侧重介绍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但他在私德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仍然坚持对传统的信仰，特别是1903年新大陆之游归来后，对儒家传统私德“修身”的价值更大加肯定，认为陆王派的道德伦理有助于培养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行动主义的人格理想，以推动公德的实践。因此，张灏对列文森提出的“梁启超已与传统疏远，将所有人类价值都看作来自西方”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下结论说，梁启超此时并不是一位激进的文化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