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与太谷学派

——罗尔纲《钱江考》补正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学钧,1950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近代文献对钱江有大量记载,其中在记述他与太平天国关系的问题上互相矛盾:一说他曾入江北清军雷以諴幕府,为之策划“厘捐”以济军需,对抗太平军,是“厘捐”制度的始作俑者;一说相反,称他是洪秀全的高级军师,在武昌为洪秀全策划了进攻并建都南京的战略。罗尔纲曾因此撰《钱江考》予以考证,否定了后说,但所据史料不充分,问题未根本解决,迄今异议仍存。本文运用在太谷学派遗书中发现的新史料,考证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前到建都南京之后,钱江在扬州与张积中、李龙川、雷以諴均有直接交往,补充并纠正了《钱江考》论据的缺失和部分判断的失误。钱江确是“厘捐”的策划者,而未加入太平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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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所在

      钱江字东平,浙江人,清道光、咸丰间著名游士。鸦片战争期间,他曾在广东参与禁烟斗争。林则徐被革职后,他联合广东绅民奋起抗英,被遣戍新疆,后遇赦释放。当时钱江的名声很大。但引起学界关注且看法分歧,并不是因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事迹,而是他是否策划“厘捐”及其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之有无。

      “厘捐”制度从清咸丰三年(1853)雷以諴在江苏扬州地区抵抗太平天国时创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十九年(1930),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为近代许多文籍记载,其策划人就是钱江。但同时也有许多文籍的记载却完全相反,说钱江是洪秀全的重要军师,其作用近乎诸葛亮之于刘备,刘基之于朱元璋。罗尔纲先生曾从太平天国史料辨伪的角度发表《钱江考》(注:罗尔纲:《钱江考》,《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以“时人记载”肯定钱江是厘捐的策划者,而他和太平天国的关系的“传说”则不可信。但因《钱江考》所据史料本身不够直接、准确和充分,影响到考证的严谨性,因而异议迄今仍存。

      《钱江考》把相关文籍划分为“时人记载”和“传说”两大类。所据的“传说”含有四个要点:(1)当太平军攻克武昌时,“有策士钱江闯军门而入”,加入太平军。(2)钱江到后,“劝洪秀全舍西而东,上书论天下大势,共数千言。其书力言两川不足图,……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为京都,乃图进取云云。内含《兴王策》数款,不传于世。”也就是说,钱江在武昌有《上天王书》和《兴王策》,其要旨是劝洪秀全放弃进军两川的打算,改而进攻并建都南京。(3)“洪秀全览而悦之,即遵其计而行。”(4)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洪秀全乃大封会友,“以钱江为大司马,帮理军民事务。”

      “时人记载”与“传说”相反。《钱江考》所据“时人记载”包括私家笔记和官方文件。这些私家笔记虽有异同,但也有四个共同点:(1)都没有提到钱江与太平军有联系。(2)钱江从新疆获释后,当太平军占领南京时,他以为又可大有作为,便急速投江北清军雷以諴幕。(3)他为雷以諴筹措军饷而策划创设厘捐,是厘捐制度的始作俑者。(4)后因他居功自傲,触怒雷以諴,被雷所杀。雷则以陈说图谶、蓄意谋逆上奏清廷。

      《钱江考》认为要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中辨明真相,须考证如下四个问题:

      (一)太平天国克复武昌之日,钱江行踪何在?

      (二)太平天国克武昌时,有无据守武昌向西发展的决策?东取南京是否临时的决定?世所传钱江上天王书策是真是伪?

      (三)太平天国官制中有无“大司马”一官职?

      (四)钱江被雷以諴杀害之时,当太平天国何年何月?

      其中第(二)至第(四)个问题,《钱江考》都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又东下南京,原是既定的决策,本无待钱江劝洪秀全“舍西而东”,世传钱江《上天王书》和《兴王策》当系后人托名伪作;太平天国本无“大司马”,只有“两司马”一职,而“两司马”只是第十六等的低级职务;雷以諴杀钱江的奏折今存,但其中既未提到钱江通谋太平军,也未提到他策划厘捐一事。雷以諴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批复表明,钱江被杀的时间在咸丰三年五月庚申前几天。按咸丰三年五月庚申即咸丰三年五月十六日,1853年6月22日。

      但《钱江考》运用“时人记载”考证问题“(一)太平天国克复武昌之日钱江行踪何在”时,遇到了困难。而这个问题又是全部考证的关键。

      《钱江考》据“时人记载”考证的结论是:“太平天国于壬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即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克武昌,明年正月初七日,即清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弃武昌东下进攻南京,计太平军驻扎武昌共二十八日。……当这时候钱江的行踪何在?据上节所引时人记载,钱江此时正在北京。”

      但《钱江考》所据“时人记载”其实并不能导出此时钱江在北京的惟一结论,而是可能在北京,也可能不在北京。这是因为《钱江考》所据“时人记载”中固然大多说他在北京,但王韬《记钱江事》说:钱江从新疆遇赦后,“浮沉江、浙间,渐折节读书,将赴都应北闱试,以博一第。秀水诗人于源赠以一绝云:……时咸丰纪元辛亥也。”咸丰纪元辛亥即咸丰元年(1851),也是金田起义发生的那一年。这一记载如果属实,此时钱江应在“江、浙间”。钱江究竟去没去北京“应北闱试”,王韬并未记载,紧接便记“次年”,即咸丰二年,太平军“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动。君已至北方,要结齐、鲁、燕、晋间诸壮士,将收为己用,冀得一当以报国”。“北方”究竟指哪里,王韬自己恐怕也不明白。如此模糊,但也不能轻易地排除不计,因为这也是“时人记载”。

      从太平军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攻克武昌,到咸丰三年正月初二弃武昌东下南京,这28天被《钱江考》视为考证的关键时间,“时人”都缺乏明确的时间记载。《钱江考》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说:“中国文人的记载向来缺乏正确的‘史时’观念。安知钱江出都之日,不是壬子二年十二月闻太平天国克武昌后星夜出都,他会先到武昌上书天王,在太平天国方面不得志,始转而投雷以諴?此一两月的时间可以做解决此问题的关键,而文人记载一两月时间的错误,则事所常有。”(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第81-110页。)但所据史料如此,再高明的史家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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